全球民间保钓40年：悍将老去

“台湾保钓领袖黄锡麟15次登岛台湾“中华保钓协会”：自1970年美国宣布将琉球群岛“归还”日本之后，台湾民间的保钓运动已经走过38年的风雨历程。1971年，台大学生发起保钓大游行，当时的台大学生马英九，是活动组织者之一。保钓人士黄锡麟表示，台湾民间经历八次保钓行动。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期，特别是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李登辉的亲日立场和陈水扁的不作为，让保钓人士们备受打压。2008年，国民党重新上台，民间团体“中华保钓协会”也获准成立，是近四十年来第一个向“内政部”申请立案的保钓运动团体。马英九赠题词“和衷共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惠赠题词“保疆护国”，让保钓人士倍受鼓舞。“力争每年登上钓鱼岛一次”也成为中华保钓协会的目标。

黄锡麟先后赴钓鱼岛15次：让五星红旗飘扬 黄锡麟已经先后赴钓鱼岛15次。2012年7月3日深夜，黄锡麟一行9人搭乘租借来的“全家福”号渔船，由新北市深澳渔港悄然出海。一路颠簸，4日清晨驶入钓鱼岛海域。8点多，情况危急，“全家福”号被数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大型舰艇迫近、包围，就在大家束手无助的时候，台湾“海巡署”的舰艇赶到了，强力阻挡日船派员登船，化解险情。“我们的船体被日本舰艇擦伤，仍向前顶啊顶，最近距离钓鱼岛只有10公尺。我拿出一面五星红旗，奋力让其在风中飘扬。”【详细】

1996年香港保钓勇士陈毓祥遇难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1996年日本外相池田行彦访问香港时，公然宣称钓鱼台岛是日本固有的领土，引起了香港民众的极大愤慨。加之日本不愿为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给中国内地、香港民众所造成的伤害道歉、赔偿，所以香港人士自发成立了志愿团体——保钓行动委员会委员会。委员会现有30名成员，最多时达100多人。除钓鱼岛外，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也关注很多二战历史问题，如慰安妇、731部队、南京大屠杀、香港沦陷等问题，从而演变成一个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组织。

陈毓祥跳海游泳登岛不幸遇难 尸首盖五星红旗返港 1996年8月18日，日本右翼分子在钓鱼岛上竖立起一块画有太阳旗的牌子，引起中国人的愤怒。9月26日，香港“保钓号”抗议船驶抵钓鱼岛海域时遭日本巡逻艇拦截，香港区事顾问陈毓祥为显示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以游水上钓鱼岛的方式宣示主权，期间因海面风浪太大，以及脚部被绳索缠住不幸溺亡。陈毓祥遇溺死亡后，其尸首盖以中国五星红旗，经台湾运返香港。前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会长童增亲题的挽联写道：“壮志成仁，全球华人悼烈士；丹心保钓，秋风冷月吊忠魂。”【详细】

大陆保钓运动发起较晚后程发力：童增：梦想钓鱼岛上放风筝

古籍证明钓鱼岛自古属于中国大陆：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 1996年9月8日童增、李定国等17位民间人士在北京发表声明，宣布成立“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2003年6月23日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联合众多爱国网站，在网上募集资金，出海保钓。冯锦华、张立昆等人从浙江玉环县出海保钓，此举开创中国大陆保钓人士出海保钓之先河。2004年3月24日，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组织了第四次出海。此次行动获得巨大成功，七名中国公民成功登上钓鱼岛。2004年11月，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在中国香港正式注册。 。

童增：梦想钓鱼岛上放风筝 中国对日民间索赔奠基人 孩提时代酷爱放风筝的童增说，1996年中国民间保卫钓鱼岛运动掀起高潮，当时他曾有一梦：在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神圣领土的钓鱼岛上放飞风筝。1991年3月，正是童增以《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一纸“万言书”，首次提出了对日索赔的观点：中国政府有权利放弃“战争赔偿”，中国人则有权利向日本政府讨还“战争受害赔偿”。童增提起陈毓祥遇难这段往事，眼角依然湿润。“从1996年参与保钓行动以来，我非常了解保钓人士的动机，他们的行动和言论都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任何功利行为。如果真要图名图利，哗众取宠，也犯不着冒这个险。”【详细】

全球华人民间保钓40年，成果丰硕，但困难也不少。人员老化，资金匮乏，用民间力量与日本政府和军方对抗，毕竟处于弱势。台湾保钓领袖黄锡麟说：我们最大的困难还是在资金方面。在人才方面，经过多年培训，我们保钓核心人士大多有了船员身份。但我们没有资金就没有船只可供使用，保钓行动因此也无法密集持续开展。

1，年龄逐渐老化，保钓人数越来越少

保钓运动40年异常艰辛保钓运动目前在年龄构成上涵盖了老中青三个层次。职业构成上有白领阶层、学者、退伍军人，还有一些离退休干部、律师、学生、农民、工人等等，涵盖社会各个阶层。但情况正在悄然发生变化。黄锡麟说，在台湾岛内，早期的保钓悍将渐渐老去、凋零，保钓人数越来越少。“保钓运动经历了近四十年。当初热血澎湃的青年，至今多数白发苍苍，更有些朋友已因壮志未酬，含恨而去。”老保钓人士花俊雄寄望新生力量接过担子，“最终还是期冀‘保钓’的力量能够薪火相传”。

2，两岸三地合作存在技术等困难

保钓人士不求名不求利 2003年6月和10月，大陆和香港、台湾的保钓人士两次联合出海。2004年3月，大陆7名民间保钓志愿者成功登岛。应该说民间保钓活动两岸三地的合作正在逐步加强。但由于三地各自的情况不同，对待保钓的态度也有差别，合作还存在技术、渠道等方面的困难。在短期内，因为特殊的政治现实，两岸官方合作保钓比较难实现。从长期来看，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若想真正确保拥有钓鱼岛的权益，共同维护中国的主权，两岸加强合作将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3，资金筹措困难 捐款杯水车薪难解燃眉之急

保钓在年轻人一代相对淡化黄锡麟在采访时表示，最大的困难还是在资金方面。在人才方面，经过多年培训，保钓核心人士大多有了船员身份，但没有资金就没有船只可供使用，保钓行动因此也无法密集持续开展。以7月4日这次为例，租船的预付金是200万新台币，大陆方面募得7万人民币，在台湾筹得8万新台币，远远不够，只好暂时借钱，解一时之急。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主席陈妙德2010年曾表示，由于人们对“保钓”活动的关注度下降，令该会难以筹集捐款，导致资金紧张，甚至决定于出售手中的抗议船。

4，日本阻挠，中国政府参与度有限

保钓人士不求名不求利 日本官方对中国民间保钓活动百般阻挠。日本海岸警卫队曾誓言要阻挠民间保钓人士接近钓鱼岛，并且宣称，“每年365天，每天24个小时”都在钓鱼岛周边海域巡逻，一定将阻止“外来船只”靠近。郑浩认为，如果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这种民间推动的方式，终究不会见到大的效果，必须要有政府的参与，但是从当前的形势来看，似乎要得到政府正面的支持是相当困难的。

日本政府对保钓人士严阵以待。民间保钓力量只靠自己十分单薄，他们希望能与政府形成良性互动，取得理解和支持。但有时候情况不能令人满意。学者称，政府对民间保钓，哪怕只是假装的，也要有所“劝阻”，原因之一是在对日外交中还需要维持必要的面子。但这一点在当前的民间保钓热情中，并不为多数人理解。不止如此，中国民间保钓与政府维护主权工作之间，与社会公众之间，不要说相辅相成，就连配合也是极为生疏的。2003年从大陆出海的首次保钓行动，在半途才向船长说明目的。

黄锡麟：其实与我们民间保钓人士来讲的话，以中国大陆来讲，他本身对于保钓的这些人士不放心，比如说从大陆出去有那么多的保钓人士，毕竟是中日之间的一个仇恨，那么久的仇恨，如果今天放这些保钓人士，一放出去到钓鱼台，万一在海上有一些冲突或者失控的时候，那这个后果我不想是谁要来出处理，是中国政府还是台湾当局政府来处理，所以说中国政府他本身也是蛮节制，就是希望民间的保钓人士不要出去，对他而言是减低到最低，但是对我们民间保钓人士来讲，是一种很大的一个挫折感。

日本政府和一些政治活动家对钓鱼岛的行动称得上积极主动，因而其公众只需以募捐“买岛”等形式后援即可，而中国保钓力量毕竟来自大陆和港、澳、台四地，大陆官方虽然也加强了维权行动力度，但不仅处在没有实际控制岛屿的不利地位，对保钓组织的社会活动尺度也踌躇再三。【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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