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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转折点,也成为确立邓小平领导地位的舞台。

邓小平:中国蓝图设计师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从强调党的干部“胆子要大一些”起,进而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中国的改革因此迎来了繁荣。过去35年,中国壮丽的经济图景,一直以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思路为总纲领。

  让我们回溯到1978年前。那时,邓小平已经为了改革奔忙一年。

  他的主张已得到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的支持。

  邓小平曾回忆:“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的前两年,做了很多工作,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的准备。”

  此时,他需要一个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以合适的方式提出改革开放的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适逢其会。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举行。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邓小平发表了著名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详细]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率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次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广播、《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由此,思想解放的大讨论全面铺开。

胡耀邦:改革开放“破冰人”

  1977年冬天,一位老人进驻灰色的组织部大楼,就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谁也没有看出这个人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他宽肩膀,眼睛不大,个子不高。

  这人正是胡耀邦。也正是这个讲话大声、容易激动的老人,开启了万众期盼的平反冤假错案攻坚战,开动了中国改革的破冰船。

  一年之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三天,他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有人回忆:“胡耀邦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的消息传来,中宣部和宣传系统的干部以及广大知识界的朋友,无不奔走相告,激动不已。”

  他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改革开放扫清了道路,使党以及这个国家能够“正常”起来。

  1981年6月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为副主席。会后的中央委员谈话中,胡耀邦表态:“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那个胡耀邦。”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突发心肌梗塞逝世。那一晚,时任央视文艺部主任的邹有开在返京的列车上听到广播里的消息后,悲痛难抑,遂而写下:”欢乐你不笑,痛苦你不哭,撒给大地多少绿荫,那是爱的音符;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

  没有太多人知道,后广被传唱的《好大一棵树》是如此而来…… [详细]

习仲勋在广东工作了两年八个月。他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时刻不负重托,平反冤假错案,大胆探索,试办经济特区,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

习仲勋:特区改革开放奠基者

  1979年4月,习仲勋赴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他直谏中央:“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事应该根据各省的特点来搞,这也符合毛主席讲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我们省委已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

  他直截了当地向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广东省的发展应针对其特色地理位置,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鉴于港澳地区对广东省的影响以及台海军事对峙态势的变化,希望能够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他还提出建立“贸易合作区”的设想,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他的提议,“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邓小平更进一步要求广东大胆实验,创办特区,作为开放的窗口,“杀出一条血路来”。

  上调中央后,习仲勋依然心系特区。他曾多次到深圳调研,叮嘱:“小平种的这个试验田,现在长的苗又壮又肥,这条路是对的,一定要走下去。”

  当特区遭遇非议时,他对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说:“不要听人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深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榜样。”

  习仲勋晚年在深圳住了12年,直至2002年2月病重才回京治疗,当年5月24日,在京辞世。

  “深圳是我的家,我要看着深圳发展。”他说。他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深圳最大的支持……[详细]

如邓小平所言,“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立了功的”,民间则有谚语“要吃米,找万里”。在家庭承包经营创新过程中,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是万里。关键时刻,万里为推进改革贡献了扛鼎之力。

万里:农村改革扛鼎人

  1978年的安徽,围绕可否进行联系产量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可否允许包产到组甚至包产到户,担心忧虑很多,争论也很激烈。万里在这个时期的一些讲话,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堪称振聋发聩。

  万里在省委常委会上说:“省委没有决定的,只要符合客观情况的就去办,将来省委追认,不要都等我这个第一把手来决定。”“‘包工到组、不联系产量’,还是干好干坏一个样,不可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所以也不行。滁县地区关于联系产量责任制的三个材料,可以大胆试行。”

  1979年2月,省委常委会讨论怎样对待已经出现的包产到户问题,万里说,“包产到户问题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批怕了。但是,过去批判过的东西不一定是错误的,有的可能是批对了,有的也可能本来是正确的东西,却被当作错误的东西来批判。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

  2月16日,万里在六安、滁县、巢湖三个地区的地委书记座谈会上又说,“搞包产到户如果要检讨,我检讨。只要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老百姓没有饭吃,就是最坏的政治。”

  万里在安徽主持的农业新政,在1979年初到1980年初,面临的主要是来自中央的阻力。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大的问题,之前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他讲了一个大的决策,就是到本世纪末实现温饱,下世纪初实现小康,分两步走,要确定目标。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回到安徽后,将会议的情况向万里作了汇报,请示如何传达贯彻。万里的决定是:不传达……[详细]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任仲夷是一位标签式人物。在改革开放初期,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他在广东大胆推进改革开放,广东和深圳特区成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他一时成为中国改革的风云人物。

任仲夷:广东改革开放促进者

  如果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么任仲夷则是优秀的工程师,是中国改革的“开路先锋”,被誉为“改革开放的大将”。

  在“文革”中,任仲夷经历劫难。1972年6月,他得到“解放”,重新工作。当时正值粉碎“四人帮”不久,“两个凡是”的极左思想还严重束缚着人们。在当时的“地方诸侯”中,任仲夷和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三人,率先为真理标准呐喊。在他的主持下,张志新得到平反昭雪,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80年,广东改革开放已经开局。当时主政广东的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第二书记杨尚昆调中央工作,谁来接棒?中央最后确定由任仲夷和时任国家轻工业部部长的梁灵光去担此重任。多年以后,当被问及“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是不是正因为你思想解放,中央才挑选你来执掌祖国的南大门广东?”任仲夷说:“不少人是这样估计的,我想也可能是这样。”

  主政广东5年,他大胆提出一些在当时不亚于石破天惊的理念,提出了“先行一步”的观念,使广东走在改革开放前沿。面对特区非议,他指出:“有的同志怀疑办特区会有损主权,会变成殖民地,我们要肯定回答不会。办特区是对主权的运用,是行使主权的表现。”“搞特区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会损害社会主义,而是大大地有利于社会主义。”

   主政广东的五年,是任仲夷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1985年,任仲夷退居二线。2005年11月,任仲夷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92岁……[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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