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朗朗新政之风 下有偷偷解馋之所
会所风波不断 官员频频中枪
红楼属最早会所 昔日座上宾多成阶下囚
著名的厦门“红楼”
赖昌星的红楼，可谓是中国早期私人会所的雏形。当时的红楼已经具备了现代会所私密性的宴请、娱乐等高档接待功能。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等很多高官都去过。赖昌星将红楼打造成了一个隐蔽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场所，当时并不被外界知晓，直到案发后才臭名昭著。[详细]
高尔夫会所成权力寻租地 官员一周不打就难受
在国家药监局系列案件中，药品注册司原司长曹文庄和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都曾收受过他人馈赠的高档会所会员卡，并与馈赠人由过从甚密发展到权力寻租。 而据郝和平在狱中悔过时表示，自己走上犯罪道路和高尔夫会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据了解,郝和平在任时对高尔夫的爱好超乎寻常，“一到星期天不打球浑身难受”，他经常乘飞机到全国各地找最高档的球场打高尔夫。只要发现一家满意的球场,郝和平就会向求他审批的医疗器械公司老总们要一张会员卡。[详细]
美容会所撂倒12名女官员 1人5年花掉近400万公款
截至2012年12月初，北京多起因美容而衍生出的系列贪污、受贿大案陆续侦查终结，其中12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均为女性，而首要嫌疑犯是北京市卫生局机关工会原主席白宏。从2006年至2011年，白宏多次动用工会会费，在一家高端美容会所里，体验了上百项特色服务，花费公款达399万元。[详细]
会所腐败缘何来势凶猛
私密性绝佳：门口不挂牌 服务员严守“不听不问不说”
私人会所更多的是既不挂牌也不署名的“私密”会所。为了给会员等客人创造一个私密环境，一些会所规定，只接待一拨客人，即使只有两个客人，也不再接待其他客人，整个会所只为这两个客人提供服务。而会所的服务人员在客人谈话时，会马上离开。就餐时，服务人员在给客人倒上酒后，会马上到餐厅外面等候，尽量缩短留在现场的时间。会所的服务员都经过专门培训，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不听客人谈话，不记客人的名字，不向客人提任何问题，绝不向外透露会所客人的任何信息。[详细]
多元化行贿：宴请、养生、高尔夫、美女轮番上
传统的腐败行为更多表现为一种物质上的交易,如行贿者对受贿者进行钱、财、物的贿赂。而会所腐败在实现方式上更为多元化,除了传统腐败的物质贿赂外,还有即时即地的消费体验与精神享乐,如“软腐败”——色情贿赂。会所腐败并不排除有物质贿赂发生的可能,但却更多裹挟着非物质性交易的因子。行贿人可能不会直接送钱,但可以安排天价宴请、养生健体、美容护理、昂贵高尔夫等诸多高端服务,最大限度满足受贿官员的精神享乐,从而收买权力,达到预期的目的。[详细]
难管难查：会员卡不用实名制 消费无记录
现实中一些会所经营者会有意放任管理,如不用身份实名认证便可办理会员,对会员卡消费使用不进行记录或保存,不按照实际消费出具正规发票等等,这些行为暗合了一些官员的心理,让贪腐行为有机可乘,一旦事发往往无从调查,客观上助长了腐败风气。另一方面,对司法机关的调查行为,很多会所为了自己的声誉或经济效益,以财务凭证没有保留、没有实名制等理由百般拒绝、阻拦调查。[详细]
迎合了官员的特权感和虚荣心
会所的兴盛归根结底，是因为会所文化所代表的高端社交方式受到推崇。在被会所“击倒”的党员干部中，往往都先是被“炫富消费”动摇了理想信念，再被“人脉社交”混淆了公私是非，最终走上了“权钱交易”的犯罪之路。而官员之所以能被轻易击倒，不外乎以下几点原因：一、会所人群的高端标签迎合了少数官员的虚荣心；二、会所服务的高额消费降低了少数官员的戒备心；三、会所空间的私密程度助长了少数官员的侥幸心；四、一些会所存在的“黄、赌、毒”等服务击跨了少数官员的廉耻心。[详细]
我来说两句
“会所”英文为“Club”，即俱乐部。诞生于十七世纪英国的一个咖啡馆里，如今已经成为中产阶级和相同社会阶层人士的聚会、休闲场所，而会所的会员身份，也演变成财富的象征与标签。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高档会所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或伫立在城市高楼之上，或隐匿于市井红墙绿瓦之间，构成了与生俱来的神秘感和尊崇感。尤以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居多，其中以北京最为突出，仅会所就超过1万家，并且逐渐由一线城市向全国蔓延。[详细] 
一些高级的会所外部大都戒备森严，内部装饰华贵考究，高端消费不同寻常，可以说，在这些私密性较好的会所里做任何事情，都不易被外界所知悉。因此，很多不愿公开的商务宴请、政务会晤都愿意都被安排在顶级会所里，这中间当然也包括一些官员的腐败行为。[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