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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钦差”暴露出“真问题”

“京官”到地方的待遇:京城来个人,走路卷起尘


假钦差唬住了不少人
人们口中略带讽刺意味的“钦差”其实就是今日的京官。京官到地方,往往被看做代表着“中央”在说话。坊间有言曰:“京城来个人,走路卷起尘”。说的大概意思,是“京官”到下面来检查、调研工作,地方相关部门与官员不敢怠慢的官场现实。“假钦差”赵锡永在赴云南通海、澄江两地调研前,玉溪市政府办公室曾提前一天下发接待书面通知。一位曾收到文件的官员透露,通知内容是“有国务院的官员要来调研,要求两县做好接待工作,并附有随行人员名单”。[详细]

现实讽刺剧:“假钦差”借京官威风,骗光环骗钱财


假钦差官威大,没人敢质疑

古今中外最著名的“假钦差”莫过于俄国作家果戈理作品《钦差大臣》中的那位了。“众多官员、商人簇拥着冒牌‘钦差’到来,县长把自己打扮成清正廉洁好官员,慈善院院长借变魔术送上贿赂,两商人痛哭流涕讨要镇宅墨宝,女秘书把自己当礼物呈上,县长妻女轮流上阵色诱……”[详细]

《钦差大臣》1836年公演,约100年后,发生在安徽屯溪的事件竟和这一样,不过后者是真实的。

正因为“京官”到地方后能享受各种接待,能从各种虚假的名头中获利,所以才有“假钦差”假借京官威风,不但骗吃骗喝,更是骗光环骗钱财。 [详细]

杜太平便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一直从事的是建筑业,是个包工头。1988年去北京后,他曾在中央某部下属三产企业短暂工作过。这段经历让他凭空成为“中组部处长、局长”,此后他以处长、局长的身份在多个饭局中出现,并被老乡相互介绍。这本是个容易识破的身份,但上当者对杜太平有潜在的需求,所以并未细考他的身份。[详细]

陈旧的骗术:与商言官,与官言商,切换巧妙,信手拈来


有纳税人埋单,陪了假官过了嘴瘾

在3月8日国务院研究室下文证伪赵锡永“国务院研究室司长”、“副部级巡视员”的身份前,这个“司长”“调研”中国之行一路受到数省多地政府的礼遇。他把一个生产特种汽车和汽车底盘的项目带到了湖南娄底,把汽车行业的发展信息带到了云内动力;把“京城好声音”带到了昆明。

他通过企业搞定地方政府之后,又挟政府给予其的光环和信誉背书,转而渗透进了其它企业和更基层的政府。与商言官,与官言商,切换巧妙,信手拈来。他声称自己陪同部长去美国,参加了中美第十次战略能源对话;他“不经意”地提到了一些“在国务院的经历”,暗示国家领导人对他的信任;他在每一个重大公开场合发表恰如其分的言论,让人觉得“他比领导还像领导”。

在信息年代,赵锡永的骗术可谓陈旧。但其“调研”中国一路顺风顺水的背后,是企业对“政府内部信息”的偷窥欲求,是政府发展冲动产生的项目渴求。而赵还真能拉来项目、做成事情,这让地方上对这种“既有路子又实在的大官”相当欢迎。[详细]

容易被骗的地方官员:边疆省份求发展,基层官员不敢疑

欠发达地区官员求发展心切,盼望“京城好声音”

对欠发达地区的官员而言,中央的关注就意味着发展的机遇。他们热烈期盼着“京城好声音”。而很多假钦差摸准的正是这一点。在湖南娄底,赵锡永成功为其拉来了投资项目,他给官员们开的讲座,让他们醍醐灌顶。据推测,当时娄底市领导们热情接待赵锡永是看中了赵背后的资源,“毕竟在国务院当官,能协调很多事”。在云南,赵锡永频繁出现于企业、高校和政府会议,带给一个边疆省份渴望听到的来自北京的赞赏。他了解这些想法,并满足了这些想法。在他长达四五年游走中国的经历中,从未留下破绽。从东北到湖南,再到云南,一个无所不在的崇拜上级、渴望项目的中国式官场,正是赵锡永们活动的最好舞台。[详细]

基层官员被要求接待,不怀疑也不敢怀疑

一般来说,“假钦差”只要搞定了省市级别的官员,到了下面就畅通无阻了。基层官员接到上面的接待通知,谁还敢多问一句?云南澄江县一官员余仁(化名)就曾说,问题主要还是出在上级部门。赵锡永到了玉溪市,有市里主要领导陪同调研。到通海、澄江考察时,又有市领导陪同,基层官员根本不可能去怀疑领导身份的真实性。“如果非要去怀疑,只会让领导觉得不懂规矩。”同时,领导下基层调研,也不会出示证件,就算对高级领导产生了怀疑,基层也只能向自己的上级求证,不能越级求证。余仁说,如果上级把好关,像赵锡永这样的骗子就不会有行骗的空间。[详细]

为什么“假钦差”能大行其道?

假钦差的招数:行骗经历叠加致真假难辨,基层官员信息不对称


“假钦差”能大行其道

“地方官员想得到领导肯定,为个人职务升迁或争取项目上得到帮助。有的公司与当地政府打交道后,在政府面前积累了好的印象,政府对其引荐人身份考察就会忽视。加上之前在媒体上做的报道,赵锡永们把过去的经历复制,领导了解不深入,加上中间人的引荐和渲染,当地政府极容易受骗。”刘岳说。

2006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要求:国内公务,是指出席会议、考察调研、学习交流、检查指导、请示汇报工作等公务活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因公外出,应当按照程序履行报批手续。派出单位应当向接待单位说明公务活动的内容、时间、人数和人员身份。

“赵锡永等人巧妙地利用了当前机制上的漏洞。”刘岳说,当前上下级公务一般属于对口接待,这里面有个业务对口体系。赵锡永们选择到县、地市级,利用一些基层官员对业务渠道不了解、信息不对称的缺点从事行骗活动。[详细]

地方官的“唯上”心理:干部晋升和领导的主观意图有很大关系


假钦差赵锡永确实一副官样

“假钦差”已被曝光多次,为何精明不已的地方要员还会一而再再而三上当呢?其实,他们被骗倒无关乎智商和学历,而是因为骗子深谙其“唯上”的心里。毕竟“官大一级压死人”。

但在有些地方,“媚上”到了不分青红皂白的地步,而“媚上”几乎等同于“媚权”。前几年,某个教育部评估专家组的女秘书被若干高校过于隆重接待的照片轰动一时。高校辩解说,那表示自己重视。此番如果不是国务院研究室下发本室“没有此人”的通知,请云南省办公厅“及时采取措施”,则老赵未必只是在湘辽滇鲁的若干市县纵横驰骋,还不知要笑到几时呢![详细]

在现行体制下,干部的提拔和晋升和领导的主观意图有很大关系。有一副对联调侃的就是这种现象,即“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因此,在“不服不行”的体制下,“跑官要官”、行贿受贿便滋生了出来。赵锡永和葛守江这两位“京官”对于基层官员来说自然是“大官”。“大官”代表“上面”,难得一见,下面自然要以礼相待。把“大官”哄开心了,至少不给自己“小鞋”穿,弄不好提拔到上面,亦或者下放一个项目,岂不是美哉![详细]

即使事后发现作假,不敢也不愿揭穿,因怕丢乌纱帽

让人费解的是,当赵锡永被国务院研究室揭发是假扮国务院官员后,云南涉事企业、政府都声称没有受骗。

的确,即使地方官员事后发现接待了半天的“钦差”是个冒牌货,他们大多也不会揭穿。首先,揭穿假钦差就等于拆了自己的台,报了自己的错,往小了可能息事宁人,往大了说不定丢乌纱帽。其次,高规格接待、安排剪彩、论坛等活动,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官员们实在是不肉疼。最多默默提醒自己和下属,下次别让骗了,至于这次,就过去吧。[详细]

要让“假钦差”绝迹,就要转变政府职能,关住权力

京官去地方,本有严格规定,何来超标接待


关住权力,才跑不出“假钦差”

中央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到基层检查工作,是份内之职,只是工作分工不同,并无本质区别。据财政部2006年《中央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差旅费管理办法》规定,住宿标准(每人每天)副部长级600元、司局级300元、处级以下150元。伙食:每人每天50元。交通、通讯等杂费每人每天30元。这个据说低于美国标准的报销尺度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些“京官”是该回自己的单位报销差旅费的,下面单位压根儿就该一分钱也不该报销,跟不用提“超标接待”了。[详细]

转变政府职能,关住权力,才跑不出“假钦差”


云南省政府通报假钦差事件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权力运作不透明必然傍生种种灰色利益链。赵锡永这个“当代假钦差”的出现,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身处的环境所存在的不足,提醒我们必须尽快革除这种弊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加快改革,尤其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承诺,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削减三分之一以上的政府审批权。我们对这样的改革充满期待,这不仅有利于为企业和经济开拓良性运行的空间,也有利于堵住官员寻租腐败的空间,包括铲除像赵锡永这样的假冒官员的生长土壤。[详细]

任重道远:还需改变人们特别是官员对权力的看法

在日常工作之中,下级政府的官员要是能抛开对权力的畏惧,不过分“高看”上级政府官员的言行,彼此之间有对某些问题保持着积极的互动关系,“假钦差”的骗局也会变得比较容易识破,不至于让其行骗的足迹留在多个地方政府。也许,正是如此,在某个政府官员与其互动乃至争论的过程之中,便能看出其“肚子墨水不多”的破绽,露出他作为骗子的狐狸尾巴。这样一来,“假钦差”身份被识破概率也就增大了,其行骗的胆子也会变得更小。

《宪法》规定,我国各级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这就是说,当今中国各级政府以及官员的权力,不是天授的更不是那个当权者授予的,不存形成封建社会那种依附关系的权力基础,因此任何官员在“权为民所用”之时,也不要对权力比自己大的官员有所畏惧。当然,人们对权力的存在畏惧,也不可能立马得到根治。其存在的历史、文化惯性太强,人们总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至于这个过程有多长,会花掉多少时间,那就看大家能做多大的努力了。[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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