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童被挖眼并非中国式“悬案”

表面看，小斌斌的证词确实混乱

或许是因为年龄小加上当时受害时收到的心理创伤太大，受害人小斌斌的证词具有多变的特点，这也让案件侦破呈现几重波折。

在认定作案人身份上，警方问孩子坏人像不像你大大（方言，伯母），孩子先说像，之后又说不像。而事发当天，孩子没有拒绝这名女性带他离开，民警介绍说，“孩子说长得和大大一模一样，以为是大大”。但是随后又马上改口，那人不是我大大，因为“她抠了我眼睛，她就不是我大大”。

而且孩子对普通话与汾西方言难以区分，办案民警只好提问“说的话是和警察阿姨一样的话，还是和妈妈一样的话’”孩子听懂后告诉民警与妈妈说的话一样。由此警方判断犯罪嫌疑人为当地口音。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6岁的小斌斌虽然没有出庭作证，但他在受到巨大伤害后对当时情况做出的描述可信度有多高，着实存疑。[详细]

加上犯罪嫌疑人自杀 公众自然有“联想”

9月3日山西省临汾市警方称凶手就是受害儿童的伯母张会英。但必须注意到，张会英已在警方侦破过程中，在自家院内跳井自杀，尽快这看上去很像是畏罪自杀，但警方也由此必须破解“死无对证”的疑团。小小的孩子被挖掉眼睛，凶手却是个死无对证的人，公众弄不明白，对于像张会英这样一个胆小怕事的女人，怎敢举起屠刀对自己无辜的亲侄子下毒手？ 诸多疑点尚存，犯罪嫌疑人又为何急于下葬？[详细]

但现有证据让案情大有进展，一味怀疑很“天真”

在目前公布的调查结果中，最关键证据是：在犯罪嫌疑人张会英的衣服上，多处检验出受害男童郭某的血迹，同时从这件衣服上，检验出张会英的DNA。且张会英没有参加抢救儿童，并具有穿着这件衣服的唯一性，排除了其他人穿着的可能性。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张会英与该案的关系。加上斌斌被伤案事发后举国关注，公安部高度重视，立即派出专家组赴案发地指导案侦工作，山西警方组成专案组全力侦破。在这种背景中，如果一味认为警方造假，着实有点“天真”。[详细]

客观限制：“悬案”是不可避免的司法现象

一位刑法学专家曾称：“面对悬案讨论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两点：第一，不是所有的案子都能破，证据灭失了，案子就是破不了。第二，疑罪从无。”

在人类刑事司法史上，受历史、技术、认识等条件限制，侦查人员绝无可能探知所有案件的真相，故“悬案”系不可避免的司法现象。一定比例的命案难破是正常的。2005年，全国8类命案破案率达89．6%，同年美国的命案破案率为63%。但刑事司法的目标设定绝不能抱以“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坦然心态，而应尽可能保留案件线索，留待认识及科技的发展以还原可能的真相。[详细]

依赖口供：刑讯逼供，无视证据

世界各地悬案都存在，欧美国家的悬案大多是因为目击证人指证差错导致的冤案，中国式悬案主要是对口供的过度依赖。聂树斌案中，聂的母亲张焕枝告诉媒体，庭审后，律师对她说，聂树斌在法庭上“承认了”，但律师辩护说证据不足，没有人证和物证，现场也没手印、脚印，也没有做DNA鉴定，只有口供。让她放心。当她再次去看守所探望儿子时，却得到了儿子被枪决的噩耗。而做过DNA鉴定，并通过鉴定排除了嫌疑的河南商丘村民张振风也没有洗去抢劫、强奸的罪名。[详细]

直接证据缺失：朱令案一悬18年

在另一起著名的悬案——朱令案里，很多疑点只能构成“侦查线索”，警方可以通过这些线索，来圈定嫌疑人的范围，想要定案，还需要关键的直接证据。据知情人透露，案发后，警方很快将嫌疑方向锁定了孙维，但是确实没有直接证据。在这种情形下，到底是选择直接将嫌疑对象带回来讯问，还是继续等待，寻找到关键证据再讯问，不是旁人能轻易下结论的。不过，公众难免会联想到一个事实，1995年，孙维的爷爷依旧在世——只不过，这又回到了“可能性逻辑”的陷阱。[详细]

侦查不公开：警方是否渎职只有天知道

在司法实践中，侦查信息绝对的公开和绝对的不公开都是不存在的。在许多案件里，侦查机关都会适度公布案件信息，或是征集破案线索，或是抓捕嫌疑人。但这种公开更大程度上具有的是政策宣示意义。相比之下，我国的《保密法》第八条第六项把“维护国家安全活动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纳入应当保密的信息范围，似乎可以认为立法者更倾向于侦查不公开。

在这种情形下，公民个人很难启动对于公安侦查的监督权，更难判断公安的办案过程中是否存在瑕疵、渎职、失职等问题，这样的信息不对称，本身就为悬案提供了生长土壤。[详细]

悬案处理的核心在于保存证据

一些西方国家有一套完善的悬案处理程序，包括档案封存、证据保全以及侦查重启等等。立法者设立此套程序的目的在于:在可预期的未来，侦查水平尤其是科学技术将实现关键突破，进而摆脱认识的桎梏，还原悬案的真相。最典型如刑事领域DNA技术的兴起。在过去十余年内，许多发达国家应用DNA技术侦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前的杀人或强奸悬案，让尘封多年的证据开口说话，并因此还原了诸多“迟到的真相”。而“悬案”处理程序的核心要义便是完整地维护及保存案件的各种证据材料。[详细]

一味追求破案率容易让悬案变冤案

7月19日下午，浙江省委常委、公安厅厅长刘力伟首次公开反思“叔侄强奸杀人冤案”，提出了“不再搞破案率排名通报”等观点。长期以来，在命案必破的沉重压力下，由于许多案件侦破难度极大，为迅速破案，刑讯逼供成为最快捷的突破手段。佘祥林就曾称在被刑警队扣押后，审讯持续了10天11夜，一天只吃两顿饭，不让喝水，不让睡觉。而赵作海案中，原本可作为证人的赵作海的“相好”，以及原本可为当事人喊冤的赵作海之妻，在事发后都遭到了严刑逼供。[详细]

公众舆论不应给警方造成太大压力

恶性案件发生后，街谈巷议，猜测联想，在情理之中。但公众也不应给警方太大压力，以免警方在舆论施压之下，急于破案，从而草草了结，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山西挖眼男童案件的舆情发展，也告诉我们，对于可以公开的案情，办案机关应适时公开，消除公众疑虑。这既是树立司法公信力、权威性的良好时机，也是坚定人们法律信仰的重要过程。面对此案中仍然存在的诸多疑点，公众应该多一点耐心，等待更多更完整的证据呈现在公众眼前。[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