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二胎”解决不了发展问题

近日，有媒体报道中国将放开“单独二胎”政策，方案将于11月13日或14日公布。卫计委相关人士14日对上述言论予以否认，表示关于放开“单独二胎”的文件还没有见到，至于何时公布，他们也在密切关注中。不过，有消息人士向《经济参考报》记者透露，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可能不久就会出台。[详细]

老龄化伴随劳动力锐减，终结人口红利

一个国家，能够参与经济活动的15至65岁的“劳动力人口”的比率越高，往往具有较大增长潜力。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中国农民作为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寻找工作，因此也创造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奇迹。只要充分发挥农民工的作用，就可长期享受人口红利。这就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秘诀。

然而，从人口构成来看，人口红利期始于1965年至1970年,而现在，虽然目前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但目前能够参与经济活动的15至65岁的“劳动力人口”，仍在逐渐增加，但到2015年，这种劳动力人口将转为减少，劳动力人口将逐渐告别无限供给时代。另一方面，流入城市的多数是年轻人，到了2015年，80后、90后开始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力，而这些人恰恰是独生子女政策年代，人数急剧减少；如此，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又将大大缩短。

一个惯常的说法是，大概在2015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进入一个拐点时期，那时的中国社会，即将成为典型的国未富而民先老的社会。 [详细]

直接冲击中国经济产业结构

减少劳动力的供给和提高劳动力成本，中国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将逐渐丧失，这将使得中国的制造业，不得不面临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带来的阵痛期，从09年广东的“腾笼换鸟”政策实施带来的影响可见一斑。另外，伴随着人口结构的调整，在诸如房地产，教育、汽车、玩具、动漫、殡葬、养老服务等行业，也将产生着令人眼花缭乱的重大的变动。[详细]

社会活力渐失，养老负担沉重

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在当前的“421”人口结构下，沉重的赡养义务，将使得独生子女背负着的压力，将直接减少很多家庭的消费需求，也使得其在诸如创业投资上少了很多可能性。另外，届时接近2亿的老龄人口，将对社会保障体制的财务可持续性产生直接冲击，政府不得不再次上消耗更多预算，而在那些可以创造财富，可持续发展的诸如文化教育、科技创新、扶持个人创业、中小企业发展等活动上，受到更大的财政压力。[详细]

劳动力不足和爱用年轻人有莫大关系

正因为以上种种社会问题，使得放宽生育政策的的呼声近年愈发高涨，那么“单独”生二胎对化解老龄危机又能起到多大作用？

以劳动力不足为例，有专家认为，老龄化所产生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比如现在的民工荒，那是因为工厂招人时只招聘25岁年龄阶段的劳动力，40、50后根本不录用。这种劳动力短缺不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是用工方式的问题。像那些针对所有年龄阶段开放的工作，不仅不存在劳动力不足，还面临劳动人口过剩的现象。[详细]

而用工方式和中国的产业结构紧密相连

中国一直以来倚靠人口红利优势，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生产和出口支柱的经济增长方式，一定程度上充当着“世界工厂”。廉价的青年劳动力无疑是最佳的用工选择。但这样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低，生产效率低下，产品附加值低，加之中国企业习惯于以低工资、低福利甚至是没福利用工，靠压缩劳动力成本提高利润。而社会保障的缺失让农民工利益极易受到冲击，这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劳动力的流失。而解决这一问题，提高人口质量，加大科技创新是最好出路，而不能靠多生育人口去解决问题。 [详细]

生二胎解决养老更是“奢望”

诚然，在社会养老还不能普遍实行时，意味着家庭将承担养老的主要职责。不过，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的转变，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中国政府的工作方向。撇开政府责任而强调居家养老，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大范围开展放开二胎政策，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提出的中国的极限人口为16亿~17亿将很快被突破。倘若如此，也许我们在面对养老难题之前，就将不得不面对新的难题。

同时，如果盲目放开二胎政策不一定能使老年人获得更幸福温馨的晚年生活，这主要由于随着时代嬗变，养儿防老的传统赡养模式逐步被打破。还可能将使大批城市中低收入年轻人沦为“孩奴”——在教育、医疗、住房新三座大山的压力下。[详细]

城里人和农村人都不想多生

“单独生二胎”政策提了好多年，仍有不少人担心会引起人口的过快增加。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农村人生育意愿较高，生育政策逐步放开可能会导致其多生的行为。

其实，这种观点有些过时。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已经越来越与城市居民接近。近10年来的全国性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愿意生育子女数大大低于2.1个的更替水平，目前低至1.7左右。北京社科院调查显示，北京育龄人群愿意生二胎的比例不超过50%，其中城市为33.4%，农村为47.6%。这还仅仅是生育意愿而已，离生育行为还有很大距离。

多位人口学者表示，生育率降下来不容易，但要想提高会更难。将来要面临的可能会是另一个困境——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生育意愿冷淡，生育率将长期在超低水平徘徊。从这个角度说，那些担心生育政策放开后会引起生育率大幅反弹的人或许是杞人忧天。[详细]

用生育解决老龄危机仍是“计划思维”

认为“放开二胎”能够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这其实是陷入了一种刻板化的思维误区：即认为老龄化是因为老年人占社会总人口比例过高引起的，那么，通过放开二胎，提高生育率，就能重新矫正人口比例。而忽略了老龄化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的社会问题，涉及到社会人口结构，人口素质，社会保障体系，地区间经济平衡发展，经济结构调整等一系列的重要的变量。

老龄化问题不能用增加生育率来解决：是否放开二胎，首要考虑的是——如何看待人的生育权。至于用调节生育率来解决社会发展问题，还是一种“计划”思维。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以及生育，都是高度复杂的，任何计划都永远不可能搜集到进行合理计划所需要的必要信息。因而是否放开“二胎”的讨论，应该放到“人的权利”的层面，而不应只停留在解决某种政经问题的层面。[详细]

放开单独二胎，政府配套保障要跟上

单独二胎也好，生育权也好，如果脱离了政府的责任，都会沦为空谈。公民生育权的同时，政府必须要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权，保障公民的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问题，此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果不能降低公民的生存成本，二胎政策预期中的鼓励效应很难达到。[详细]

在此基础上，应把“计划生育”权逐步还给百姓

生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权利主体是公民。虽然公民生育权与集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国家的发展等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国家有必要对公民生育权作一定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必须严格满足“比例原则”的要求。即国家对生育自由的限制措施或政策，应与人民基本权利适当平衡，人民不能因国家政策措施蒙受过大的损失。

况且，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观念已经不再盛行。现在的年轻人对待生育的态度已经非常理智务实，要几个孩子已经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做决定，如果说过去因为观念意识等方面不到位，所以必须由国家承担起计划生育的任务，那么将来就应逐步把计划生育的决定权还给普通老百姓。[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