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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再度“逆袭”

两高反对票“再创新低”

3月15日的人大闭幕会上，两高工作报告收获了数十年来最低的反对票。其中，最高法报告以2619票赞成，213票反对，44票弃权获得通过。最高检报告则以2529票赞成，284票反对，61票弃权获得通过。

值得一提的是，在以往的两高报告表决中，最高法的反对票在多数时间里总是多于最高检，而这一情况在去年发生了变化，最高法和最高检分别收到378张和390张反对票，最高法首次“逆袭”最高检。而据业内人士表示，此次最高法的再度“逆袭”，是因为在过去一年的工作中，他们有很拿得出手的“加分项”。

一是过去一年，最高法在司法改革，司法公开上下了大力气，比如首次发布司法公开白皮书，积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更在禁止被告人穿囚服这样的细节进步中博得赞誉。二是在平反冤假错案中表现出色，收获巨大肯定，呼格吉勒图案得以平反昭雪，聂树斌案启动再审程序，778件公诉和自诉案件被告人被判定无罪。而以邹碧华为代表的优秀法官形象更是收获了来自最高层的肯定。这一切都成为最高法成绩单的亮点。

事实上，宪法并未规定“两高”每年要做报告


代表按下表决器“两高”长官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同样要对全国人大负责，每年也都向全国人大做报告——其实“报告工作”这事在宪法上至今并无明确规定，而是“两高”当初争取过来的，目的也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以便同国务院进一步在政治上平等，彰显它们不受政府干涉的独立权威。

再后来，在2007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中，用第二章专章规定人大须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这是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赋予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职权，总结人大常委会实施工作监督的实践经验而作出的规范化、程序化的规定，对各级人大常委会做好这项工作，提高监督实效，促进“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实际中，“两高”报告一度处于通不过的边缘

可是这个争取来的权力随之造成的后果却给这两个机构带来诸多难堪——他们在全国人代会上所做的报告，总是得票最低。根据公开资料，2008 年至2012年，除了2012年的预算草案的赞成率为80. 1%，比当年最高法报告的得票率低0.8%外，这五年中，每年全国人代会上法定要做的五种报告的得票率，每次不是最高法垫底，就是最高检垫底。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两高”报告都处于不能获得半数通过的边缘，以至于“两高”一度曾经提出，是否能只报告，不审议。

谁投了两高报告反对票？

来自商业机构代表的“铁票”让人头疼

有人分析，在所有代表界别中，来自商业机构的代表，对两高报告的反对意见可能最为集中。因为在中国，企业如果赢了官司，很有可能要不回钱；输了官司，会怀疑背后有黑幕。这种说法得到了法院内部人士的认同。有最高法院人士表示，民事官司，原被告不管输赢，都很难对法院满意。这部分反对票也是他们最为头疼的，被视为“铁票”。

个案判决不公引来反对票

在不少代表眼里，很多个案解决得不好，就是“两高”的问题。如果投票日之前不跟他解释清楚，就直接对报告投反对票。律师迟夙生曾代理一起违法拆迁案，到了法院不给立案；她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程序，结果，案立上了，一审却判强制拆迁方胜诉。这让作为人大代表的她在审议当年两高报告时，毫不犹豫的投下反对票。而在她的影响下，周围几个代表也都投了反对票。

反腐成效决定反对票多少

治理腐败的力度一直左右两高报告的通过率。1999年到2003年间，最高法院报告的通过率总体趋势高于最高检察院，其中一个原因是，那几年腐败大案频发，民众对检察院反贪力度不够有意见。2004年以后，每年两高报告通过率，最高法总体趋势低于最高检。据分析是因为法院难以成为各类案件的最终解决机关，加之法官腐败现象不断被揭出所致。总之，两高报告通过率集中反映了民众对反腐的情绪倾向。

究其原因：除了自身不够硬 也确曾“代人受过”

2009年的人代会对于“两高”来说堪称噩梦，当年“两高”报告的通过率，分别为最高法75.3%、最高检76.8%，其中，非赞成票均都在700张左右，比2008年明显增加。不少代表委员认为，“两高”报告中只字不提当时很轰动的“黄松有案”是导致其通过率较低的主要原因，“两高”明显是在“自护其短”。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两高”其实很委屈。有时被投反对票，和自己前一年的工作做得好不好并没有关系。因为很多代表关心的个案处理是地方法院和检察院的问题。按照宪法的规定，最高法院和地方各级法院并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最高法“监督”无法“命令”地方法院。但在这方面，最高检还好一些，毕竟它直接“领导”地方各级检察院，做起纠错的事来更简单些。但就算如此，面对太多的不满意，最高检系统的人士每次还是都如坐针毡。

为了减少反对票，“两高”打出组合式战法

攻坚战：省委书记是被第一批征求意见的人

两高报告能否高票通过，各代表团团长的表态至关重要。团长一般由省委书记担当，他们通常是两高报告形成后被第一批征求意见的人，春节前就看过报告。到了北京后，他们也是两高机关报力邀专访的对象。2010年审议两高报告当天，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说他完全同意两高报告的新闻被中国法院网挂在前几条的位置。

超视距作战：代表人还没到北京 高法的电话就到了

2010年两会，黑龙江团的代表迟夙生还没到北京，最高法院立案庭的法官已经打了几通电话，想向她解释她关注的个案进展情况。3月2日，迟夙生刚入住代表驻地，立案二庭副庭长曹巍带着两名承办法官后脚就到，和她谈了将近一个小时。两高领导作报告的前两天，最高法院民庭的法官特意赶到北京饭店香港团的驻地，跟代表罗范淑芬沟通环境污染公益诉讼的调研情况。

人海战：机关干部全体出动，随时随地解答代表问题

两会期间，“两高”机关处级以上干部几乎都被动员起来。他们出现在两会的各个场所听取代表意见：人民大会堂、代表驻地、审议现场。他们每人都有一份指南，上面写着去年社会热点案件的进展情况和官方口径。一旦被代表委员问到，上会人员可以照此作答。

阵地战：省级法检两长现场释疑 记录员察言观色

从2002年开始，省级法检两长半数左右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对没有当选的，经全国人大研究，每年也要作为列席听会人员参加两会。这样可以保证每个代表团都有法检部门领导和其他代表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及时释疑解惑。在审议现场的还有两高派出的现场记录员。除了记录，他们的另一任务是，从代表们纷繁的意见中，甄别出发言者的情绪，及时跟领导汇报，以确定哪些代表 需要进一步沟通释疑。

持久战：提前半年清理代表关注案件 重点对象专人负责

为了最大程度地争取代表对两高报告的赞同，清理代表关注的案件一般从两会召开前半年就已经开始。每个月最高法院都会统计代表过问案件的办结率，把办理进度制成表格，一方面便于比较，另一方面意在催促承办法官加紧办理。“两高”内部都有代表联络处，负责和代表的日常联系。两高领导到某省出差，总要跟当地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这几年渐成惯例。基层和中级法院与人大代表的沟通工作同样细致。哪些代表对法院工作情绪比较大，在他们院党组都有清单。院党组成员内部有分工，每个人重点对应一到两个“部分代表”，每年总要登门拜访。

反对票渐少，是进步还是监督异化？

从以上的表格我们不难看出，从2010年开始，两高报告的通过率逐年提升，2012年的两高报告更是五年来反对声最小，这其中除了两高自身工作的进步，每年的“两会战役”功不可没。以致于有观察人士认为，“两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代表的反对票所挟持。不过，这种说法遭到部分“两高”内部人士的否认。他们认为，“两高”近年来越来越重视民意重视代表的意见，并不意味着代表的意见绝对成为他们工作的指挥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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