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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星爆炸案背后的“死循环”


冀中星的轮椅和他使用的电脑。 图片来源:中新网

数字之道:救助金=封口费? 金额悬殊几十倍


【新闻背景】7月20日下午,山东人冀中星在首都机场T3航站楼内引爆炸药,他以最极端的方式发出声音,伤害自己也危及社会公共安全。


和他所用的“黑火药”一样,冀中星的表达方式原始,粗暴,充满破坏性。他用一种另类的方式登上媒体版面,在新闻洪流中维持了数日热度。


回顾他的过往,这场悲剧本可销匿于无形。如果地方基层单位能及时应对投诉,如果法律援助能顺畅展开,如果媒体能及时关注监督,或许冀中星的故事不会以爆炸为结局。投诉无果、报道无用、起诉无门,冀中星陷入了一种死循环,危险的死循环。


冀中星的极端行为理应受到制裁,但我们更该思考还有多少和冀中星一样,投诉陷入困境的人们?如何避免悲剧再次上演?
[详细][冀中星的遭遇值得同情,行为不鼓励]

习惯性漠视

  2005年6月28日, 冀中星的命运被一次横祸改变。

  在自诉中,他称他在东莞被警车追逐,后被厚街镇新塘治安队治安队员暴打。他多处重伤,腰椎体暴裂性骨折,完全瘫痪。

  从此,他和家人走上了一条讨要说法的漫长道路。

  冀家一度寄望通过正常渠道得到说法。和当年的杨佳以及数月前的厦门陈水总一样,他们最先的选择都是向官方投诉来解决问题。

  冀中星受伤几天后,哥哥冀中吉来到东莞照顾他。冀中吉说,自己是文盲,也不懂法。他已经忘记第一次上访去了哪个机构,只记得自己未被接见。对方要他去找东莞厚街镇公安分局。

  2005年7月8日,冀中吉来到厚街镇公安分局上访。东莞官方称,厚街镇公安分局当时告诉冀中吉,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但没有证据证明治安队员殴打冀中星,若有证据,将依法对有关人员进行处理。

  "当时公安局没对我说这些。"冀中吉告诉记者。公安分局只是说,此事不属于自己职权范围,要他去交通局找交警,"没有报成案"。

  冀中吉又去了交通局,最后也没有结果。

  "我们是农民,家里穷又没钱,我们找谁,谁都不愿管……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冀中吉无奈地说。

  投诉困难,已成基层信访中长期存在的难题。在媒体披露陈水总网络"长微博"中,他将自己卑微地称为"草民",乞求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给条活路"。

  为修改户口本上错填的年龄,办理退休手续,陈水总多次到厦门思明公安局和信访办。在两个部门之间,他被推来推去。他的上访日记写到,两方经常以证据不足、准迁证未写年龄、准迁证写错了等理由设障。

  在基层信访事件中,类似的推诿很常见。

  2011年江西抚州"5•26"爆炸案主角钱明奇,因为一次拆迁,他走上了信访之路,但从区政府到市政府,奔波多次,他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

  同样希望得到答复的还有杀害警察的杨佳。惨案发生前,杨佳曾多次以网络和信件的方式向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公安分局投诉,要求开除打他的民警,要求精神赔偿。

  然而他只得到一句简单回复:民警的停行检察符合法规,并无不当。

  2005年的那个酷暑,在东莞告状无门后,冀家陷入困境——住院治疗近1个月,医疗费都是自付,钱花光了。冀中吉被迫把弟弟接回山东老家。亲属发现,回家后,冀中星的性格有些变了。他什么都闷在心里,很少对外诉说。

  冀家开始把希望转向媒体。冀家一个远亲从事媒体工作,帮着向同行反映情况。得知冀中星遭遇,菏泽一家地方媒体做了专题报道。冀家拿到了几十张报纸。但报道没有下文。

  在冀中星受伤几个月后,通过该亲戚指点,冀中星邀请河南小有名气的媒体人吴贤德来山东采访。吴贤德是农民工出身,常帮欠薪和受工伤的农民工维权。

  "他对人一点敌意都没有,没有说要报复社会什么的。就是为被打生气。"吴贤德回忆。

  探访后,吴贤德很难过。他写了一篇求助文章,希望媒体关注冀中星。

  文章发到山东《齐鲁晚报》、《山东日报》的网站,但没人关注。他又把文章发到东莞报业网等多家网站和论坛。然而帖子不是被删,就是少人问津。

  吴贤德发帖的2005年,正值中国网络论坛的鼎盛期。在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论坛"天涯",网民刚刚学会恶搞,刚刚习惯仇富,明星八卦和官员传闻成为论坛上的主流。和这种热点相比,冀中星的故事显然不足以吸引眼球。

  即便在今天,大多数个体维权新闻仍然很快被淹没在信息的洪流中。天涯、凯迪、猫扑等论坛,有很多反映征地拆迁、司法不公、政府行政不作为的帖子,点击量大多惨淡。陈水总曾于2013年6月初在腾讯微博上连发12条微博喊冤,但直到厦门公交车大火前,浏览量都少得可怜。

  也没有人留意钱明奇在自己微博上的暗示:"十年来,我依法诉求至今未果。我要是拦路抢劫十块钱,又应受法律如何制裁?我该怎么办?当初我没有向唐福珍汪家正等人舍身保家抗腐那样做,今不想做第二个钱云会和徐武,逼迫我向董存瑞学习。"

  出轨的恶行,往往就在这样的漠视中酝酿并发生。

冀中星照片。
图片来源:南方都市报

无望死循环

  冀家人曾希望,法律能给冀中星一个公正答复。

  冀中星受伤后,老乡通过当地法律援助中心,找到了律师薛朝辉。薛朝辉找到了目击证人龚涛,后者愿意出面作证:是治安队员殴打了冀中星。冀中星还对自己的伤势做了司法鉴定。

  人证、物证都有了,吴贤德说,冀中星觉得官司一定赢,律师也这么说。

  2005年7月28日,冀中星委托律师向东莞市公安局厚街分局递交行政赔偿,要求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并赔偿334782.49元。

  《南方都市报》报道,律师要求厚街警方以故意伤害立案,被拒绝——当时厚街警方坚持认为,冀中星是在拒绝被查车的情况下,骑车不慎摔倒受伤,只肯以交通肇事立案。

  刑事立案无果。但冀家觉得仍有机会。吴贤德说,冀家要求不高:希望律师通过法律渠道要到钱,把卧床在家的冀中星送去医院继续治疗。

  此时,冀中星的治疗已基本中断,但是,"他还有信心,还相信法律程序"。吴贤德说。

  2007年,冀中星通过律师对厚街镇新塘村委会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人身损害赔偿金338266.99元。此时因薛朝辉工作变动,律师已更换。

  民事诉讼也失败了。东莞市人民法院、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举证不足,两次驳回诉讼请求。官方认为,这是一起交通意外。

  此前,律师在电话里告诉吴贤德:"迫于地方政府压力,我们没法替他出头。"

  "当地公安分局又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官司怎么打得赢?"吴贤德认为,如果请山东律师去东莞,结局可能好点。但冀家无力负担差旅和律师费。

  "实在绝望之后,冀中星不相信法律了。"吴贤德告诉记者。

  有类似心路变化的,远非冀中星一人。钱明奇曾买过很多有关房屋拆迁赔偿的法律书,陈水总也曾找援助律师求助。他们都曾试图在法律框架内解决问题,却未能如愿。

  冀中星案发生后,媒体人罗昌平发微博称,冀中星分别向厚街公安分局、国家信访局、中央政法委上访,向两级法院举诉,最后都转至东莞公安局处理,而治安队又与公安局直接关联,"就算爆炸案发生,还是指定东莞公安局调查,这是一个无望的死循环"。

前往冀中星家中满是积水的坑洼土路。 图片来源:中新网

无奈"告御状"

  投诉无果、报道无用、起诉无门,冀中星开始盘算最后的出路。

  和许许多多上访者一样,北京是他们最后的希望。湖南的唐慧曾经在6年间进京上访23次,沈阳杀城管小贩夏俊峰的妻子张晶,为夫鸣冤,来京上访难计其数。钱明奇在诉讼多次被驳回之后,也上了北京。而他们又仅仅是进京上访大军中的微小个体。对人数庞大的上访者而言,中央机关意味着权威,也是逆转案件的希望。

  2007年,冀中星第一次到北京上访。他告诉同乡阿贵,在地方解决不了大问题,只有上中央。

  刚出火车站,他就被拉到北京南站附近的收容所。

  阿贵去找冀中星。收容所的一个单间内,阿贵看到,冀中星正坐着轮椅在房间里不停移动。冀中星对他说,收容所管吃管住,还专门安排了一个老头照顾自己,条件不错。

  一个星期后,村里来人,把他接回,承诺解决问题。但情况依旧。

  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前,冀中兴告诉朋友,自己想去闯奥运场馆。

  最后他没有这么做,但做了另外一件同样让人震惊的事:他准备坐火车去广东,但在菏泽火车站被拦。安检显示,他带着一包炸药,是用黑火药做的。

  阿贵认为炸药是冀中兴自制的。他告诉记者,农村没什么玩具,但鞭炮很多。男孩会把鞭炮拆开,集中火药,然后点一根火柴一划,观赏那耀眼白光。小时候的冀中星也玩过这样的游戏。

  但这一次不是游戏,而是复仇。

  "他说自己心里恨,要去炸广东那些治安队的人。" 阿贵说。

  因为时间段敏感,当地政府大为紧张,派人看守冀中星。冀中吉说,怕弟弟乱跑,当地政府没收了弟弟的轮椅,奥运结束才归还。

  被"限行"后,2009年,冀中星从村里一个家电维修处买到了一台旧电脑。他学会了打字和上网。阿贵经常看到他躺在床头,用一个指头一下一下地摁键盘。冀中星说,听说网络的威力大,有了电脑就更方便申冤了。

  在全国信访信息系统中,冀中星2013年通过国家信访局投诉网站重复反映同一问题。他所用的,就是这台旧电脑。

  东莞官方称,冀中星的投诉被国家信访局经广东省信访局,转给了东莞市信访部门。后者在2013年7月17日将投诉交给厚街镇人民政府,要求其在25个工作日内将情况回复市信访部门。但冀中星对此毫不知情。

  冀中星还向中央政法委反映过情况。东莞官方称,2009年9月,中央政法委将冀中星的信访诉求转交东莞有关部门。次年,东莞市公安局的人来到冀中星家中,给了10万元。官方说法是,"考虑到冀中星家庭困难,经东莞市公安局协调,厚街镇公安分局救助冀中星10万元"。

  冀中吉告诉记者,对方说了很多好话。因为急需这笔钱,他不明就里就签了。"签了以后,说不许再上访了。这是救助,不是赔偿。我们觉得被骗了。"他在一条请人代发的微博中说。

  这10万元缓解了冀家的燃眉之急。阿贵说,冀中星总是幻想着自己能重新再站起来。拿着这笔钱,他到处看病,还尝试了种种民间偏方。冀家人说:"每次医生都告诉他,你的病看不好了。"每一次看病对冀中星都是一次打击。

  远亲表示,不满的冀中星此后又多次去北京上访,有时坐火车,有时坐汽车。但他对"告御状"成功的信心越来越弱。

  2013年春节,冀中星悄悄告诉同乡,要去炸飞机场。后者不信——一个瘫痪的人怎么去炸?他以为他在说着玩。

  冀中星神秘地告诉他:"你看我床底下,扒了许多两响炮皮。"后者低头,看见很多残余的两响炮壳,但两响炮是当地过年点的,没人想到它的火药能炸飞机场。

  2013年初夏,因为旱灾和病虫害,菏泽的小麦严重减产。冀中星的生活更加陷入困境。

  "我想是钱花光了,又想到过去这事,激起愤怒。"冀中星的叔叔猜测,经济状况成为压倒侄子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的恨一点一点积攒,最后爆发。"

  7月20日拂晓前后,冀中星摇着轮椅,拎着一个黑包离开了家。他没有告知任何亲人,独自坐上一辆开往北京的客车。

  和杨佳、钱明奇、陈水总一样,他踏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事发后,有网友在微博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一个老百姓,走法律程序走不通;媒体曝料没人睬;上访不合法可能还挨打;闹市引爆等自然是恐怖行为;一对一报仇当然也违法;自焚又太亏还未必顶事,除了坐等海晏河清,他还能怎么办?

  "这种情况我见得太多,我真的没有办法了。"于建嵘回复。

冀中星的父亲冀太荣打开他居住的房屋的大门。图片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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