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日，上海任命了首批289名法官助理和检察官助理，沪上司法改革方案终于揭开神秘面纱，迈出第一步。
举措一出，外界哗然，纷纷猜测这将是“史上最大力度”的司法改革。
退休法官罗卫平是司法改革的拥趸之一，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法律工作，他眼见过运动式的司法改革，更亲历了“人能胜法”的司法时代。
罗卫平坦言，改革一直在进行，只不过，“三十多年来一直在小打小闹、隔靴瘙痒，如今大刀阔斧，在所难免。”
1.“开荒”法官
80年代初，中国法制与司法恢复与重建之时，已经在插队时落户北大荒的罗卫平参加了哈尔滨电大的培训班学习法律。
那时的他不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意味着什么，也没计划学习法律将来能做什么，只是隐约觉得，这会是一次转机。
“三中全会以前，一切靠人治，根本没有法律，也不需要法律。此后步入了市场经济，一切需要规则了，法律才成了工具。”多年之后，已经退休十多年的罗卫平才意识到，自己误打误撞拿了法律专科文凭，竟然成了“稀缺人才”。
那时候根本没人学法，读电大的罗卫平也曾经动摇过，因为那时的法律给他的记忆与公平公义无关，完全是“一场运动式的开始”。
课上，老师告诉罗卫平宪法是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根本的活动准则；而课下，罗卫平见到的却是“用土改的方式严打，这与法律是相悖的”。
死刑犯过街的场面依然深深印在花甲之年的罗卫平脑海中，前面有警笛的警车开道，后面紧跟着大卡车，上面站着被捆绑着即将行刑的死刑犯，胸前挂着木牌，上面写有名字、性别、年龄及罪行等，这些名字上面还画着黑色的大叉。卡车沿途经过，广播里播放着犯人的罪行和宣传“严打”斗争的口号。
还是学生的罗卫平无法理解，按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执行死刑应当是相当费时的，犯人怎么可能抓住没有半个月已经毙掉了？
因为对自己所学产生了疑惑，拿到专科文凭后，罗卫平并没有从事法律相关工作。
1987年，因政策改变罗卫平得以同分居八年的妻子重聚，随妻子落户上海。他需要一份新工作，这才到法院面试。而轰轰烈烈的严打时代已经过去多年，罗卫平终于明白，他曾经隐约感受到的转机是什么。
“法律文凭”一下子变得金贵，一句上海话不会说的他顺利拿到了法院经济庭的工作，身边的同事甚至领导大多数从未接触过法律，一边工作一边读夜大学习。
1992年，刚刚工作五年的“外来人” 罗卫平当上了副庭长。1998年，罗卫平成为有了高级法官头衔的法官。
彼时，正是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开始，“罗卫平们”成了时代的受益者。
2. “小打小闹”
得益于中国的法治建设，罗卫平一路顺风顺水当上了知识产权审判庭的庭长。但提及司法改革，眼前这位身材瘦削、性格执拗的退休法官，却难掩无助和失望的神情。
健谈的罗卫平早已不愿提起自己“抑郁症法官”这个标签，而他却丝毫不避言，自己因患抑郁症离开一线，和彼时的法律环境脱不了干系。
2000年，庭长罗卫平亲自承办的一件案子，上报后却被上级法院以完全相反的结果改判。其实，罗卫平当了十多年法官，也常常遇到普通经济纠纷，原告找他的哥们求情，被告找他的领导施压，到了法庭上，双方都打人情牌有恃无恐，他这个法官根本无法调解。
2000年那次的全盘否定，罗卫平知道真相却完全无能为力，“这就好像是对我自己过去的全盘否定”。
当法官的十四年，罗卫平两度因抑郁症倒下。“法律本来不健全，模糊的空间非常大，自由裁判权非常大，怎么判案本身就在法官的一念之间，压力太大”
退休后的罗卫平说，自己判过的上千件案子中三分之二能做到尽量公平，但越是影响大的，越是争议大的，他越无力左右。
“我也想秉公办案，但问题是没有公可以给我秉，很多时候甚至非常荒唐。”罗卫平说，曾有一位公安局长出身的老领导，心情不好时，就把审判员审判报告里写的3年改成了7年了，“这一笔，可能就是法庭、辩论律师、检察官几个月的工作都等于白做了”。
没有人比工作在一线的法官、检察官、律师更盼望司法改革，但罗卫平从前见到的改革却总是“小打小闹”。
1995年出台《法官法》时，很多人因为文凭被摘了法官的帽子，罗卫平还挺高兴，专门去考了个专升本，他以为，“不懂法的人不能再指手画脚了”。
但是《法官法》之后，小法官依旧听庭长的，庭长依旧听审判委员会的，审判委员会依旧是非科班出身的行政官员组成，行政官员依旧要考虑人情关系、地方保护等各种与案情毫无关系的因素。
“《律师法》、《物权法》、《婚姻法》能看得出法律在一点点完善，但如果人能胜法，这些改革无异于隔靴搔痒。”2002年十六大召开，“司法体制改革”第一次做出全面阐释，罗卫平没有再在一线感受那些改革带来的变化，但在他关注着的几个试点城市，“摸着石头过河，谁也不敢全面铺开，根源问题更没有人敢去触及。
3.盼望了14年的权利
在罗卫平亲身经历中，法律从无到有，从蛮暴到制度有着漫长的过程。
当年，上海第三丝织厂倒闭，这家洋务运动时期成立的老厂尾大不掉，成为没人愿意碰的烫手山芋，而《破产法》刚刚出台，谁都不想做出头之鸟。罗卫平被指派处理第三丝织厂倒闭，他从未做过破产案，可以依照的只有一个尚不完善的《破产法》，更不用说厂里几千号员工和数不清退休员工的抵触情绪。
他一个人跟工会主席周旋谈赔偿谈，跟厂商博弈谈设备估价，跟银行求情谈债务清算。“别说领导会来干扰，上门求领导恐怕都避之不见”。
罗卫平四处奔走，终于拿下了头疼的破产案，案子受到上级大力赞赏，罗卫平拿了奖状，判例还被写进了教材。
他清楚记得那时断案的兴奋感，“无所顾忌，只要不违法”，那是罗卫平看来最美好的时刻，但却无法复制。
上海司法改革方案一出，罗卫平第一个跳出来支持，因为他没有想到，改革竟然触碰到了他所认为的核心----司法独立。
“无论能不能改变现状，至少上海是第一个行动的，也是动作最大的”。罗卫平指着电脑屏幕上的“法官、检察官的员额制”：将法官、检察官缩减至员工总数的33%，剩余52%的人将成为司法辅助人员，15%的人将成为行政管理人员。法院运行将“以法官为中心、以审判为中心”。
罗卫平激动地告诉记者，这33%的“精英”法官未来将对自己办理的绝大多数案件具有独立的审判权，不再需要向庭长、院长请示并得到同意签字后再出裁决文书，同时，他们也将会对自己每一次审判全权负责。
这是他盼望了14年的权利，“在一线判案的法官才能切身感受，独立的审判权意味着真正的司法独立”。罗卫平接到许多昔日同事、学生打来的电话，员额制几乎是整个上海司法界的爆炸新闻。
当然关注的焦点更多却是担忧：33%的“精英法官”会是谁？这也是罗卫平的忧心所在。
罗卫平在法院系统工作多年，他清楚在法院里党委、办公室、工会、案管办、政治部等往往比基层法官拥有更高的职级。
“这些‘高级法官‘们能不能’让贤’？进入33%所谓‘精英法官’队伍的，会不会还是那些既得利益者？”尽管上级单位一再让罗卫平三缄其口，但他还是在接受采访时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担心。“如果‘谁进33%'的问题处理不好，可能会导致一批优秀青年法官离职，
这就要考验改革智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