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年初，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决不允许滥用权力侵犯群众合法权益，决不允许执法犯法造成冤假错案。
在过去数年中，数起冤案错案被平反，并被媒体广泛报道，然而在有罪推定思想尚未完全根除、无罪推定思想尚未真正树立的情况下，冤假错案难以从根源上予以杜绝。
从2013年开始，“错案平反”却成了常常见诸报端的字眼：
3月26日，浙江高院宣判张高平叔侄无罪；4月25日，河南平顶山中院宣判李怀亮无罪；5月3日，福建高院宣布福清爆炸案五名上诉人无罪……
12起冤假错案在2013年得以平反，其影响力并不亚于这一年“劳教”制度的废除。与此前的佘祥林案、赵作海案不同，从2013年开始平反的这些案件，大都没有“真凶落网”、没有“死人复活”，而是由司法程序本身发起的“纠错”。
这一年的5月6日，《人民法院报》刊载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的讲话《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他说：“特别是在目前有罪推定思想尚未完全根除、无罪推定思想尚未真正树立的情况下，冤假错案发生的概率甚至可以说还比较大。”
这可以看做官方对于“严打”时期“两个基本”的直接否定。他说：“错放一个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来，错判一个无辜的公民，特别是错杀了一个人，天就塌下来了。”
1996年，“疑罪从无”被写入了刑诉法，然而“严打”时代留下的“有罪推定思想”依然在基层司法系统根深蒂固。有些法官仍在庭审上偏向控方，在庭前已经潜意识里将被告人当做“犯罪分子”。
在福清纪委爆炸案中，某领导甚至曾指示要根据“两个基本”，将该案办成铁案。对此《南方周末》记者赵凌曾援引一位法官说法写道：“两个基本”严打时期的刑事政策，当时的司法环境是以惩治犯罪为主，只要“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就要从重从快严厉惩处，但实践中变成了“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充分”。
此前的许多年里，法学家何家弘曾带领一些青年学者成立了“刑事错案研究小组”，他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错案多数因为办案人员专业水平低、不敬业。尤其是严打、要求限期破案等等因素造成。”这位学者写过多本犯罪推理小说，其中一些故事原型就来自于1980年代以来真实的冤假错案。
在“从严从快”、“命案必破”的压力下，公安机关甚至不惜利用诱供、制造伪证等方式，将案件做成“铁案”——而政法委定调。虽然，2013年公布的新《刑诉法》，已经赋予当事人方的非法证据排除启动权。但法学界和律师界依然期待着更为详尽的司法解释。
随着冤案的平反，更为荒唐的情节开始被公之于众。这些案例最终也司法部门立为反面典型：在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中，替警方诱供的“狱侦耳目”被意外发现；一年后的念斌案中，警方提供死者检验物的质谱图，竟被发现是实验室毒物的样本图。
来自党政权力的阻力则让冤案的平反变得愈发艰难。2014年，因强奸杀人罪被判处死缓的王本余在服刑18年后，直到真凶落网才终得以沉冤得雪。如许多冤案一样，这起案件背后也闪现着“政法委案件协调会”的影子。尽管案件疑点重重，但当年包头市政法委还是为此案定调：“仍按强奸杀人罪起诉，法院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判决。”
1990年，中共中央恢复政法委员会，要求政法委“仍然要贯彻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主要做调查研究工作，不要过于具体干预各部门的业务”。但在5年后，中央政法委发出《关于加强各级党委政法委员会工作的通知》，职能从5项扩充为10项，增加了“研究和讨论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但在实际上，只要有领导批示，所有类型案件都可能成为政法委协调的对象。
《南风窗》记者叶竹盛曾在报道中援引一位检察官的话说：有时候领导收到公安呈报的案件简报，只是例行批示，以示嘉奖或者重视，但是公安方面会拿领导批示当作“尚方宝剑”，“所有人都认为定不了罪的案件，坚持要定罪的人就会拿着领导批示来说事”。对于这一问题，就连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也曾表示：“领导们就不要对具体个案做出批示了，让各个司法机关放手去做就行了。”
2013年8月，孟建柱领导的中央政法委下发《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最高法、最高检据此先后公布了防范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其中最高院要求法院“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和职责审判案件，不得参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联合办案”。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正在对于政法委职能的定位作出新的改变。2013年初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政法委职能提出了一个新表述：“政法委要善于议大事、抓大事、谋全局，把握政治方向、协调各方职能、统筹政法工作……”这是中国的领导人首次明确提出政法委“协调”的对象并非“具体案件”。
对于由于司法问题造成的“冤假错案”。2014年年初，习近平还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决不允许滥用权力侵犯群众合法权益，决不允许执法犯法造成冤假错案。
（本文部分资料，引自韩福东先生微信公共账号“历史与现实”、尹鸿伟先生《“严打”模式的思考》、叶竹盛先生《政法委协调会机制面临变革》等，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