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时期我们的律师制度重新恢复来看，我们才33岁，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我们还处于幼稚园的牙牙学语的阶段。”2012年年底，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蒋敏，这样说道。
建国65年来，律师的形象一直在变化：从“替坏人说话”的反革命，到“国家法律工作者”，再到有人提出“律师兴，则国家兴”。他们的命运，取决于中国法治化进程。
新中国建立之初，律师得以在世人眼中留下的最深印象，源自一场命案。
1949年11月23日,因故意杀人罪，律师姚祖舜被上海市军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死刑，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枪决。姚属罪有应得，但一个近30年的魔咒，似乎就此笼罩在中国律师身上：要么是“坏人”，要么“替坏人说话”。
那个时候，国民党政府时期的颁布六法全书及其法律制度彻底废除，几年间并没有正式的辩护制度。司法部曾发布公告：“旧律师及讼棍停止非法活动，出庭辩论不准聘请旧律师、讼棍为代理人。”
被称作“诉棍”的律师被封杀，这一职业也无从谈起。
1954年9月，新中国确立了律师制度——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据统计，至1957年，全国建立起来的律师协会已有19个，法律顾问处817个，专职、兼职律师近3000人。
同一年，这一还还未成熟、仍在摸索阶段的制度遭遇重创。反右斗争开始，律师被指责为丧失立场、敌我不分，为犯罪分子鸣冤叫屈。因“超阶级”、“闹独立”和“有利被告论”等理由，受到整体批判。在“国家和人民利益高于被告利益”的论调下，律师被视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受党的绝对领导，无权监督法院工作、与检察院“对立”。
1959年，我国律师制度被迫取消，所有律师机构撤销殆尽。那个时候，律师职业也陷入“大跃进”，某省曾提出一个三年计划：第一年消灭有罪辩成无罪、颠倒黑白的完全错误；第二年辩护和代理不出错误论点；第三年成为又红又专的人民律师。
60年代初，情况曾有短暂好转。律师与知识分子的处境得到一定改善。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善，还曾在1963年制定出一个刑事诉讼法的草案。但很快，文革开始，我国辩护制度的建设再次搁浅。诸多法律专业的从业者，被打倒、下放，进了牛棚。
尽管在一些重大审判出出现过律师这一名称，但律师群体整体上只留下了一个沉默的集体背影。
1978年，辩护制度重新写进了宪法。一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出台，对律师参与刑事辩护作了具体的规定。1979年12月9日，司法部发出《关于律师工作的通知》，宣布恢复律师制度。这一年，第一家国办的法律顾问处在北京恢复成立。
经历了文革期间公检法的混乱，律师几乎不存在了。后来被称作中国第001、002号律师的任建新（后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司法部长）、柳谷书，是因为在贸促会法律部从事法务工作，才被紧急上报后聘任为律师的。当时，一大批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饱受摧残的法律人，就是在此种情况下重新开始职业。
1980年《律师暂行条例》颁布，中国律师制度得以重建。律师被界定为“国家法律工作者”，同时，《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相继出台，对律师行业形成了制度推动。律师被认定为“国家法律工作者”。
此时，全国一共有800多为律师，数量严重不足。很多当事人“排着队来找律师”，“案源是根本不需要考虑的问题”。
按照主管部门要求，只要提供曾从事律师执业的证明，便可回复资格。但30年的时光里，不少老律师“早把当年的律师证丢了”。
但根据当时的规定，律师资格需要是以从下向上层层报批的形式任命。所以1984年的时候，拥有律师资格的人只有1.1万。
此时，国办律师事务所运作模式类似于法院和检察院，律师和法官、检察官们一样，每月领取200多元的固定工资。在无有效的激励机制情况下，律师们努力工作的动力，只有对职业的热爱。
1986年，全国举行了第一次律师资格考试。随后，国办所到合作制、合伙制，乃至个人律师事务所，每一个重大改革都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
随着中国社会步入转型期，律师这一角色越来越多的展现在公众面前。
90年代中期，国务院专门做出关于改革律师管理体制的决定，此举直接推动了第一部律师法的出台。随之，诸多重案要案中，律师的身影成为和被告人一样受到审视。
在重庆打黑期间律师李庄入狱，在一审、二审为其辩护的过程中，诸多法学界泰斗、资深律师为其呼吁、辩护，媒体称这个顾问团为“中国的十二怒汉”。辩护高子程律师曾说：之所以上诉进行第二审，唯有的动力和信念是国法依然存续，良知尚未泯灭，是非终有公论。
2013年8月和10月，律师李桂芳和王兆峰为薄熙来辩护。这场前后历时近1年多的大戏中，庭审都以文字直播的形式展现在公众眼前。据王兆峰向媒体透露，薄熙来一度对他们心存疑虑，担心他们“糊弄事儿”、“消极辩护。但正如王律师所言“也许在法槌最后落下的那一刻，他才终于明白，我们律师还是忠于职守，对当事人负责的”。
这句话，也代表了中国律师几十年来，一直积极不倦追求的理想。正如老一辈法学人江平先生所言：“律师兴，则国家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