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嘉宾 李步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近三十年，作为主要决策和建议专家，参与和推动了1982年修宪、2004年修宪、“依法治国”入宪、人权入宪等国家法治的重要进程。
搜狐：十一届三中全会既是市场经济的拐点，也是法治建设的起点。法治和市场更深层的关系是怎样的？
李步云：首先，我们这里讨论的法治是狭义的法治，现代的法治。古代也有法治，但只是形式上的，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就是产生于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市场的特点就是平等经济主体之间按照价格的平等进行自由交换，于是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而市场经济又强调市场主体的独立性，独立的主体有独立的财产，这样就产生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
搜狐：也就是说，法治是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而生的。
李步云：对，在这样的前提下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人与人之间有了自由的身份契约，这种契约来维系市场经济下的交换关系，法治经济的基本原理就是这么来的。经济主体有自主权，进行自由平等的交换需要契约契约来维护，而不是国家的干预，因此市场经济与现代法治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搜狐：您刚刚说的是种普世的市场经济和法治关系，并不局限于社会性质。但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有社会主义标签的，它在法治上的映射又是什么呢？
李步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治又联系在一起了。它有一个最根本的特点，我们的经济主体是国家，经济命脉还得归国家所有。它能集中更大的经济力量来实现经济建设，也能维护弱势群体，能够用力量来防止金融危机这样的事情。而社会主义的法治也有这种特点，在管理上相对集中，在经济法上的体现就是，国家的调控与市场相结合，而且现在我们强调市场是要起根本作用，观念上、司法上前进了一步。
搜狐：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我们解决不了法治的问题，市场也不会健康。比如，我们一直解决不了产权问题，相应的市场的问题也停滞不前。
李步云：是的，经济学里最主要的问题还是这个产权的问题，产权制度的问题，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离不开这个产权问题。我们现在的制度是混合制，目的就是既要防止西方产权制度的一些弊病，又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
搜狐：这十年间，国家也出台了很多与产权有关系的法律，但却一直不能形成体系，您觉得问题根源在哪里？
李步云：对这个问题，学术界存有争论。有些观点认为应该搞了一个大民法，把产权、合同、继承这些都混在一起；有些则不这么认为，认为应该细分。所以这不是体系的不完善，这是我们中国的经验，可以理解为还在法制体系完善的实践过程中。
但有一点，不管要什么样的制度，都应该在法治的理念里进行，是制度化的实践。不要拍脑袋做，回到政策的老路上。
搜狐：您说的这个问题特别关键，在市场经济的各种实践中，“法”总是不能切实地发挥作用。比如市场经济下，环境问题就是一个两难问题。再比如，审判委员会往往更倾向于地方保护。
李步云：地方保护主义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很严重的问题，可以说妨碍了司法。现在我们的法律已经有了一些措施，但是还是要进一步落实，至于怎样落实，行政上要有一个过程。
搜狐：我们刚刚讨论的很多内容都围绕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政府干预和依法治国的边界，您怎么看待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的边界？
李步云：哪些问题政府要管，那些不该管，根本原则是法治必须和政策分开，两者不能相悖。在此基础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目的两个，就是要提高效率，把市场充分发挥出来，按市场的经济规律办事，不要只按照长官意识办事，在效率的前提下也要注重公平，特别是产权问题。
搜狐：当然，再好的法律不能公平执行的话就是空壳，现在问题是怎么能够保证公平。
李步云：这是司法公正的问题，法治社会我们的总目标就要追求法律的效率公正、权威。司法公正要比效率更加重要。但我认为现在更大的问题是司法权威的问题，现在是民众信访不信法，很多的法院跟我说不好办事啊，权威已经没有了。
搜狐：关于这个问题有一种猜测，未来中国的改革将背离民主化、法制化的方向，而是希望一个强有力政府的出现，你同意这种观点吗？
李步云：我是希望出现更加开放的中国，历史、政法两方面的经验都已经证明这一点，不开放就是死路一条，政治上实际上也是这样。有一点不容忽视，私有经济的贡献已经超过了国有经济，我们的混合所有制就是把私有经济的作用更好的发挥出来。所以两条道路的争论，这怎么说，我们认为四中全会后的方向还是很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