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农民的根，农民的一针一线、一苦一乐都从土地里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大量农村土地被拉入城市框架，“钢筋水泥”“高楼大厦”取代“小桥流水”“鸟语花香”。

然而，背井离乡一番闯荡后，不少农民又体会到了“城市难入、家乡难回”的心酸。

乡村在逐步空心化，空置的房子和土地越来越多，劳动人口越来越少，大家只能在狭小的土地上刨食，收入低少且环境被破坏严重，越来越没有出路。

改革的动力来自流转。三中全会《决议》以及中央农业工作会议提出并明确了推动农民进行土地流转。

如今，不敢想的事也能变为现实，农民可以打工或者做点小买卖，把地租出去后农民可以拿钱给自己上社保。他们可以像祖辈那样，将田地拿到市场上去交易，去流转，去享受更多的价值……

能被新闻报道的拆迁故事，是少数最极端最冲突的；而我父母和我家乡的人们，却是沉默的一大群。

我爸妈是仓促间决定要回家去跟政府谈判的。他们急急忙忙收拾了两袋子行李，从黄牛那里搞了两张火车票，第二天就赶去了火车站。

在北京住了不到一年，他们这次回去，是要将两个人辛苦一辈子积攒下的财产——一幢22年的老房子——卖一个价。“买主”是政府。拆迁，这个有关摧毁与重生、剥夺与给予、公平与财富的故事在到处轮番上演之后，终于到了我的家乡，苏南一个只有20多户的小村庄。

原本他们还不急着回去。“能拖就拖呗，拖得越晚补的会越多的。”我妈妈说。这是她听说来的经验。拖着不肯签字，几乎是农民们唯一可用以跟政府谈判的筹码。“反正不先签，要签也要等村里其他人家签得差不多再回去。”这是老两口商议过多少回之后的对策，“我们不急，他们（指政府）才急。”

他们盘算着，村里人一户一户磨下来，很需要些时日。尽管拆迁告示贴出来，动员人们在当月25日之前签完字搬家走人，但老两口坚信，村里人一定是能拖就拖。“我估计25日之前签字的肯定很少，看看情况再说。”我爸爸最初还笑呵呵地表现得很淡定。
　　可随着村里的消息一天天通过电话传到北京，他的神情日益变得沉重起来。一天吃饭的时候，他闷闷地说：“看来情况不乐观。”直到有一天一大早，老两口神色惊惶地出现在我面前。原来前一天夜里，一帮“打手”闯进我一个堂叔的家里，逼问：“签不签字？”堂叔逃到楼上打电话求救。爸妈从睡梦里被电话惊醒。我爸爸一边帮堂叔想对策，一边觉得呼吸急促得气都喘不上来，而我向来胆小的妈妈在一旁听见自己的心脏“咚咚咚”止不住地狂跳。接完电话后俩人面面相觑，脸色煞白，说不出话。那一晚，我妈妈再也没有睡着。
　　就在这次事件之后没两天，我爸妈决定回去谈判。拆迁办的人几乎天天打电话来催促游说。虽然我大妈在电话那端嚷嚷：“不要回来，他们要打人的！”但我爸爸修改了原来的预想，知道要不了几天，村里人就会签得差不多了。
　　政府看中的其实并不是我家和我们村里那些半旧不新的房子。后来拆迁工人开进村子，第一个扒掉的就是这些抹着灰色水泥的房屋。他们要的是下面的土地，但补偿却明明白白都是开给“地上附着物”的。
　　村民们似乎从未想过这一点，比如我爸妈。直到有一天我在餐桌上顺嘴说起：“其实房子不值钱，值钱的是地。”我爸妈愣了一下。然后我爸爸开始点头，而我妈妈却反驳说：“那有什么办法，土地本来就是国家的。”
　　土地确实早就不是他们的了。在我爸妈懂事之前就不是了。这些年里，他们或许更像是国有或集体所有土地上的佃户。
　　要说我的家族在这个村庄的土地拥有史，最早可以上溯到我的曾曾祖父。爸爸对他的曾祖父没有什么印象，只听说他人高马大，在当地无人敢欺。我的曾曾祖父当年带着他的兄弟从别的村迁来，置下32亩土地，然后像棵树一样生根结枝。他一定想像着，土地会像过去几千年一样在他一代代子嗣中分配、流传。
　　曾曾祖父前来开家辟业的这座村庄，离长江不远。我爷爷曾告诉我，他年轻的时候，站在自家的后屋檐下，远远听到江北战场上传来的枪炮声，夜晚看到战场上腾起的火光。我姥姥出嫁前住得离江更近，一天夜里，听到军队杀过江来，胜利的在后边追，落败的在前边跑，一夜喧嚣叫喊，脚步声纷乱，大队人马“踏踏”地从村边跑过。
　　军队过江之后，曾曾祖父领着他的子孙们在自家的田地里又劳作了几年，然后就去世了。他去世后没几年，村里所有的土地都收归集体了。
　　如今我爸爸已经说不清楚当年曾曾祖父置下的全部田产。他1953年出生，土地收归集体的时候，还不怎么懂事。不过，那些年里生产队长每天清早吹响上工哨的时候就扯起嗓门喊：“今天大家去某某家的二亩三分地里拔草！”或者“今天去某某家的一亩八分地里割稻！”尽管田地已不属于某某家，但人们还用这种方式区分田地。而我爸爸也就是靠着这种方式，在脑海中对他家的祖产建立起一个模糊的轮廓。
　　现在他能告诉我的是：后来将集体土地承包到户时，曾曾祖父的哪一块田地分到了邻村甲，哪一块划给了邻村乙，又有哪一块分给邻居某某家。而我家三口人，则分到了不知原来属于谁家的三亩地。
　　我爸爸至今还藏着一张土地承包证，上面写着承包年限50年。“50年啊！”我爸爸一边强调着，一边揸开五个手指。
　　“可现在政府要收回了，有什么办法，田本来也不是自家的。”我妈妈又一次在一旁提醒他。
　　　我曾曾祖父的子孙们苦苦盼了大约10年，终于等来这样一次机会，可以将最宝贵的资产，作一次“变卖”，尽管“买家”只有一个。[详细]

2013年，城镇化已成为中国经济和房地产一个热点，甚至是支点。

一棵老树、一间老屋、一出家乡戏，或是一泓碧水……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根脉、灵魂和风韵，每个地方的人也有着独特的“乡愁”记忆，现今在一些地方却被“跑偏”的城镇化列车碾得支离破碎，曾经的美丽“乡愁”变成难以释怀的“乡痛”。

此时再提城镇化，“人”所处的位置显然已是关键。城市终归是人居住、生活及发展的聚集地，若“人”无从发展，甚至难于生存，这不是“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

大表哥作为县城第一个“盖楼”的人发迹之后，这个人口约30多万的小县城瞬间出现了一大批房地产开发商，各式各样的高楼拔地而起，那大概是2008年的事情。

据家乡的朋友说，县城很多房子都是空着的。然而，经历了国家两年的宏观调控，县城房价并未下跌，而是一直呈现缓慢上升的态势。可见，调控的长鞭并不能伸向偏远的县城，而通货膨胀却是全国人民都感受真切的事情。家里人一致认为要将乡下的房子卖掉，因为也没人住，留着也只能空着。只有母亲一个人在犹豫，不做表态。

“总感觉根在那里，房子卖掉了，根就没了。”没人的时候，母亲会自己念叨这句话，有一次被我无意之间听到了。老一代人对于故乡的情感总是令人动容，好像根在哪里，心就在哪里，哪怕人已经离农村越来越远。和老一代人不同的是，随着城市的扩张，县城已经被异化为城市与乡下之间尴尬的联系体，而远离乡下的年轻人，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农村。

每一年春节到来，县城都会突然多了很多从大城市奔回来的年轻人。这里面有大学毕业留在城市打拼的白领，也有十六七岁就出去务工的打工者。无论哪一种，都很难说清楚自己的根在何方。
　　母亲后来想通了，同意将乡下的房子卖掉，随后，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姐姐让母亲搬到哈尔滨和她一起住，不要在县城换大房子。姐姐也有道理，我和姐姐都在大城市工作，换了大房子平日也只有母亲一个人住，太空荡了，完全用不着。
　　但母亲想的是春节时我们都能带男朋友回来过年，一家人既热闹又宽敞。是换大房子还是全家搬到哈尔滨，这几乎成了整个春节家里一直在讨论的话题。
　　母亲不愿意离开县城，哪怕乡下的房子已经决定卖掉。房价在上涨，家里的房子因为陈旧和需求的原因也完全不够用，母亲急迫的想换套大房子，但内心里也不够坚决。
　　家里经济还算富裕，但换大房子毕竟是一笔不少的钱，可能需要向银行贷款，姐姐的话更让母亲换大房子的决心产生动摇。是贷款换套大房子留在县城，还是全家搬到真正的大城市哈尔滨去，母亲考虑了整个春节也没最终决定。
　　家乡小县城里的大多数人并不懂得什么是城镇化，包括母亲在内，但“去大城市”已经成了使命般的一句话。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城市，在城市感受着经济发达所带来的便利及高房价高物价带来的压力。[详细]

在乡村，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唯独老人与孩子在看护着大而无当甚至荒草丛生的庭院。人们一直以走出土地为荣。因为长得漂亮能够嫁到城里哪怕是郊区也好的姑娘，出去当兵转业复员到了城镇的，考上了大学从此跳了“龙门”的……每个走出村子、可以永远脱离土地的人，背后都盯满了全村女人和男人们艳羡到红了眼的目光。

然而随着老一辈人过世得越来越多，对于70、80年代的人来说，父母不在以后，回老家的动力为何？很多人开始怀念人多热闹的春节：大家在一起做饭包饺子汤圆，出门撒野放鞭炮，然后回来打打麻将，听老人骂自己……那些记忆很美好很温情。

老奶奶大儿子走了，大孙子利民（化名）出息了，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然而利民对不经常回来的故乡显得有些陌生。

利民虽然出生在乡下，但不到两岁便跟随父亲到了城里。对没有网络、没有暖气、没有热水淋浴的乡下生活，利民很不适应，虽然没有直言，但很不自在。

面对利民，村里人都投以羡慕的眼神。交谈中，利民津津有味地谈着他在北京的某次派对、三里屯酒吧的疯狂和某某地方的不夜城。乡下人都听得很有趣，但记不进心里，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与己无关。

利民说，老奶奶去世以后他也许不会再回到这里，大城市会实现他的梦想。除夕当天回家，大年初二一早，利民便踏上了回程的列车。
　　村长介绍，村里有500多口人，但在家的也就200人，以老年人居多，年轻人都往城里去了。
　　附近几个村的情况也是如此，老年人孤独地守护着村庄，年轻人在外面打拼，过年匆忙地回家一趟，然后离开。因此现在的年味也淡了许多，因为街上少了年轻人，也就少了生机和活力。

“以往一进腊月，大街上三五成群，打牌的、聊天的、晒太阳的到处都是，街上小孩子乱窜，鞭炮声连连，但现在这些都已不见，就连小孩子都不见了。”村长说，从城里回老家的孩子少了土生土长的那份野性和淳朴。
　　面对日益老化的村庄，村长忧心忡忡。“希望年轻人在外面混得好，但当老人们都离去了，年轻人还会回乡下过年吗？长此以往，故土将慢慢消失，想回也回不来了。”
　　人们纷纷议论，说上面要搞新农村建设，让附近几个村的人搬到几十里以外的地方住楼。对此，村里的年轻人都拍手称好；但老人们都不愿意，因为不愿离开养育他们的那片土地。[详细]

异乡游子，既喜且愁。喜的是亲人相见、朋友欢聚顷刻实现了，愁的是，到如今衣锦还乡行头仍未了。

在过去数年，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和刚毕业的大学生成了输家，他们缓慢上涨的工资赶不上房价和物价的涨幅。在三四线城市，羡慕大学生留在大城市有体面工作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很多家乡人在财富方面已经追赶上来。拿到拆迁款一夜暴富的不再少数。生活水平提高，环境好了，消费向一线城市看齐。

春节回家的社交则放大了正在蔓延的某些“品性”，比如攀比、炫耀，这种风气对很多一无所有的年轻人构成了巨大的压迫力，《春节衣锦还乡装腔指南》因而走红网络。

有人说，城中村就是客栈，南来北往的人在这里聚集。

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很可能都怀揣着城市的梦想，或者，仅仅是为了生存。

陈寨，曾被称为“中原第一村”，据2012年统计的数据显示，这里户籍居民3361人，而办理暂住证的外来人口就达13万。

租房者：在郑买房安家 仍要租住陈寨。
　　天色渐明，刚沉睡几个小时的陈寨，苏醒过来。
　　一过7点，各种声音仿佛瞬间爆发，喇叭声、施工声，声声尖利，不绝于耳，人群仿佛都约好了似的，从一条条小巷，潮水般汇集到文化路上。
　　就在这喧嚣声中，晓楠骑着电动车从家出发了。
　　家，在陈寨的一栋8层民居中，10平方米左右的单间，带个转身都勉强的卫生间。25岁的晓楠，2005年高中毕业后就来到郑州打拼，当过服务员，搞过销售，如今在经三路北环路口一家商贸公司做主管，工资从每月的750元涨到2400元。其实晓楠已经是有房族，去年她和老公在21世纪左岸国际买了房，61平方米，各种费用算下来合到7100元/平方米，首付是两家人一起凑的，他们还要每月还2000多元房贷。

为了度过资金紧张期，他们把房子租给一家公司，每月收1700元房租，而他们继续留在陈寨，每月只掏300元的房租。
　　9点过后，数万人从这里向四面八方疏散完毕，陈寨又恢复了平静。此刻，小姚夫妻俩松了口气。
　　因为靠近公交站牌，从早上5点多出摊卖粥和茶叶蛋，他们几乎都一直被人群围着，“一天卖个五六百元没啥问题。”小姚说。
　　七年前，他刚从新乡老家来陈寨时，对现在的收入是不敢奢望的。他对目前这份收入非常满意。小姚的母亲和妻儿都在陈寨租房住，为省钱，一家人租了两个标间，400元。他们的邻居，在陈寨开了超市，已经在附近的四季花城小区买了房子。
　　一旁卖葱油饼的夫妻和小姚的经历几乎一模一样。
　　原住民：过去城里人看不上我们 现在条件一般的城里人我们也瞧不上
　　而此时，送完孙子去中方园幼儿园的李大爷，在花卉市场买了几盆花，骑着电动三轮车优哉游哉地回家。
　　作为陈寨的原住民，他现在的生活非常滋润。李大爷回忆，上个世纪90年代末，郑州市城市发展，土地被征用，村民拿着补偿款，开始在自家宅基地上建房子。
　　2000年时，陈寨村里还是土路，盖个五层楼，收着租金，大家已经感觉不错。
　　但从2003年起，就在郑州启动城中村改造元年，陈寨和邻村庙李村的楼房一座接一座建起来，而且越盖越高，十四五层带电梯的房子也不稀罕。
　　“几乎一年都能收个百十万元的房租。”李大爷说，此外，村民每个月还有1200元的补助。
　　说起这些，李大爷颇为得意：以前，市里的人都看不上我们这些农村的，如今，条件一般的城里人我们也瞧不上了。据他介绍，如今，村里人嫁女儿，陪嫁要么是辆车，要么是套房，小家庭车房都不用愁了。晓楠在陈寨住了很久，发现不过年不过节，常能看到天空礼花绽放。
　　李大爷说，村里有个风俗，不管红白喜事，通过燃放礼花周告邻居乡亲，不差钱，就图个热闹。
　　现在，李大爷日子过得非常滋润。他家的14层楼盖时花了近200万元，大部分是贷款。为了先还贷款，他把房子都打包租给了二房东，贷款还完，他继续委托出租。“这样省心，”他说，不用操心收房租等乱七八糟的杂事。 李大爷希望这样的生活可以继续。[详细]

有人说，要了解一座城市，最快的办法是用味蕾。有人说，离家久了，绝好风味不过是家乡的美食，填饱肚子的，永远是那些带着情感特别是亲情的乡土之味。

这其中微妙的品位，非家乡人不能体悟。《舌尖上的中国》之所以引发热潮，不仅在于美食，更在于背后的故事。这些普通中国人的人生百味，更具感染力，催生了一阵浓浓的乡情乡愁。

除夕一步步临近，上班的心思开始散乱。

想着回家，想着爸妈亲手做的那一大桌年夜饭，心头热热的，难以言喻。

考大学时，甘琛说她想飞得远一点，于是去了北方，一呆就是两年多。还没放寒假，甘琛就归心似箭。甘琛家住常德德山，小时候一放寒假，甘琛和表姊妹们跑到外婆家去。“小时候，就盼望着年夜饭。”甘琛说。

快过年的时候，外婆就带着甘琛姐弟几个，到集市上买菜。然后开始把瘦肉捡出，绞成肉泥；接着再把猪肠子翻来覆去地洗，刮；弄干净后，再把绞好的肉泥，和香油、姜末等调料混在一起，用个漏斗灌进猪肠子里，扎好，同腌制的腊鱼腊肉腊鸡腊鸭们一起，放在太阳底下晒，挂起来用烟熏。
　　到大年三十，外婆一大早就张罗起来。那腊肠得切成薄薄的片，那鸡鸭鱼肉得切成块儿。“腊肠炒着吃，那叫一个香。”

年夜饭鸡鸭鱼是必不可少的，再加上狗肉羊肉等大菜和春卷、扣肉等。菜在炉灶上慢慢煮，香味从厨房弥漫到整个屋子。
　　三年前，外婆去世。外婆灌的腊肠，也成为甘琛最怀念的味道。[详细]

过年习俗，看似都是吃吃喝喝，其实内里传递的信息，是十分深远的。中国人从来十分看重宗族内的交往。 过年的一切风俗传统，其实就是紧紧围绕着家族宗亲四个字。

过年祭祖一般在年三十，在扫房子、净庭院、易门神、换桃符、贴春联之后，或举家去给祖先上坟祭拜，或把先祖的遗像挂在中堂正壁墙上，摆上祭品，点上香烛，让后辈祭拜。晚上那顿准备多日的团聚年夜饭，大都也是先请祖先“前来”享用后方可开席。

祭祖也是要有气氛和条件的。要有一大家子人，忙进忙出的，才有气氛。换成现在，小家庭实在搞不起来。另一方面，城池的扩大，吞噬了周边的乡村，祖先的墓园被动迁，我们的根也只好扎在一个个公墓石碑水泥格块子上，然后因无人续费而被商业化地清理掉。

想到能在村里过年，蒋高明有点儿说不出的兴奋。很多个春节他都是在北京过的，邻居们互相不认识，所谓过年就是跟全国人民一样看看春节联欢晚会，放几百块钱的鞭炮，噼里啪啦一通乱响。前几年他们还去去庙会，但是越逛越觉得没意思，“不就是买东西吗？”他记忆中的春节不是这样的，春节应该跪下来给老人磕头拿压岁钱，村里以前有个老陵，蒋家所有祖先的坟地都在里面，年三十的时候村里每个人都会去烧纸，正月十五则是去点灯，把胡萝卜挖个洞，放上花生油，插根黄草棍就成了一盏灯，灯火在每个坟头上闪烁，灯前则是跪拜着和先人们说说话、祈求来年幸福的村民。

蒋高明并不那么明确地知道属于自己这个小家庭的坟都在哪里，他知道的祖先，只到了“打过日本鬼子”的爷爷辈儿，再往前数，他就有些糊涂了：他们是更早时候的迁徙者，在四五辈之前曾经举家迁到别的村庄，到了父亲这一辈才又重新选择归来，真正的近亲们都没有跟着过来，在看似一个庞大蒋氏家族的庇护下，却是他这个小小家庭的孤单。最近村子里有人在张罗着重修族谱，把家家户户的来龙去脉都搞清楚，蒋高明兴高采烈地打算凑进去帮忙，他已经知道了自己将往哪里去，现在他想知道的是，自己从哪里来。不过他也有点迷茫，“老陵早被平了，现在都是农田，现在回去还想点灯，也找不到坟头了。”

蒋高明知道，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应当是“父母在，不远游”，然而现实看起来已经永远不可能回归到那样的程度，蒋家庄也就不到一千人口，却已经走出去了一百多人，离开的人，都没有再回来。

他觉得自己比别人幸运，起码工作可以允许他两地奔波。在村里他盖了一栋三百多平方米的房子，装上了抽水马桶，屋前屋后种了二十多种树，洋槐，苹果，李子，杨树，雪松，银杏，他想象着到他退休那一天，他能常常回去，坐在院子里看着故乡，而身旁已是大树参天。[详细]

这一代独生子女，几乎都在外面读书，过年才会聚在一起，有工作的人就是过年回家几天，家乡的很多习俗都不懂，尤其是各种酒席，很难融入进去。

不过贴春联、贴年画的风俗习惯依然保存完好。乡下城里，不论小孩大人，都会往自家门前贴幅春联或年画。而踩高跷、舞龙灯、挂灯笼、敲锣打鼓，这在市面上已经很少能得见到了。

过年再怎么变化，压岁钱应该不会消失，这是孩子们必不可少的内容。如今形式上有所变化，比如父母不是给钱了，而是给孩子买电脑、ipad之类的等价物了。

时代在变，过年的庆祝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但意义不会被削弱。

小时候过年，压岁钱是孩子们最大的诱惑。

收到了压岁钱，我们乐得忘乎所以。钱舍不得花，在手心里被攥得潮乎乎的。

我家是个大家族，我的堂弟堂妹们有十几个，爷爷每年都会给我们压岁钱。爷爷是个极为节俭的人，从他手里抠出一分钱比登天还难，可是过年给压岁钱爷爷从来都是大方的。

大年初一早上，给爷爷奶奶拜过年，执掌 “财政大权”的爷爷会从柜子里翻腾一番，把藏在柜子最里层的压岁钱拿出来分给我们，人人有份。

我考上师范学院，乡亲们都夸我有出息。来年初一，大家拜过年，爷爷照例从柜子里翻腾一番，拿出压岁钱。他首先分给弟弟妹妹们每人5块钱，让大家没想到的是，爷爷拿出了4张崭新的5元人民币说：“今年呢，给姐姐20块钱压岁钱！知道为什么吗？”弟弟妹妹们欢呼起来：“因为姐姐考上大学了！”爷爷笑眯眯地说：“对！你们的姐姐是这一辈儿的第一个大学生，你们都要向她学习！”
　　后来我才知道，爷爷为了那次“演说”，精心准备了好几天，还让奶奶当参谋。事实证明，爷爷的那番话，还有他的“奖励政策”很有效，弟弟妹妹们学习更努力了。如今，我的堂弟堂妹中有6个考上了大学，有一个堂妹还准备出国继续深造。

去年，86岁的爷爷走完了他一生的历程，永远离我们而去了。伤心难过的同时，我们会把那些美好牢牢记在心中，也会像爷爷说的那样，努力工作和生活，做个有出息的人。
　　春节又到了，我仿佛又看到爷爷站在老屋门口迎接我们，压岁钱已经藏在柜子里了……[详细]

【结篇】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乡愁”

乡愁是什么？有人说，乡愁是鸡鸣狗叫，是炊烟袅袅，是麻花辫“小芳”，是“翠花上酸菜”……还有人说，乡愁是小桥流水，是鸡犬相闻，是乡里乡亲，是夜不闭户……诚然，从瓦房变成了楼房，邻居不见了；从乡村变为乡镇，小桥流水不见了；从贫瘠变得富裕，夜不闭户不见了。这样的城镇化虽然显得气派，但少了韵味，淡了情怀，抹杀了记忆，割裂了传统。

乡愁的背后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城镇建设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历史文脉。致使乡愁消弭的，往往是急功近利的价值观和政绩观。这种大踏步式的“现代化”不仅让居民失去了“乡愁”，更对新的生活方式无所适从。

如今，“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如此文艺范儿的话，出自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进了正式的国家文件，甚至还会成为中国今后城镇化的指导性原则。不少人为之惊喜。

一句“记得住乡愁”，温柔了人心，激发了无数人的情感共振。

新型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所谓人的城镇化，一方面，要尊重人的选择，呵护民生诉求，体现以人为本，不能造成被上楼和被城镇化。另一方面，也要实现适合居住、留有记忆的城镇化，让城市天人合一、勾连古今，让人们能望山见水，乡愁可寄。

不破不立，在转型的过程中，必然会有一些要退出市场，或转行，或消亡。改革总会有阵痛，但这未必不是好的开始，我们有理由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