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里爆炸和汤唯被骗，都有地域犯罪的影子
凯里爆炸：“赌博之乡”现血案
根据新闻报道，贵州凯里的这次爆炸，发生在一个偏僻的乡村赌场。而就在一个月之前，凯里警方曾针对凯里市内的地下赌博窝点开展集中专项整治行动，当晚现场收缴赌资217336元，交待确认涉赌筹码105万元。发生这次爆炸的偏僻赌场是否和“躲风头”有关目前不得而知，但赌博之风盛行凯里，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中，曾有网民向贵州省领导如此反映凯里赌博泛滥情况：“凯里最繁华的地区大十字附近到处都是动漫城，不光开设有草花机等大型赌博机，还公然在动漫城设个暗室公开开设人工发牌百家乐‘车马’赌博机，好多贵阳都匀的人都过来参与赌博，有些人甚至赌输玩了就想办法去偷去抢。”
这或许可以从一方面解释此次凯里爆炸案作案者的动机，因赌资产生矛盾，继而杀心渐起，加上官方对爆炸危险品监管不力（2010年凯里网吧爆炸案的起因，正是网吧隔壁一出租屋内存放的危险化学品发生爆炸引起），终酿惨案。 [详细]
敲诈汤唯的很可能是湖南娄底人？
而据媒体分析，最近被吵得沸沸扬扬的汤唯遭遇电信诈骗一事，作案人则很有可能来自湖南。
湖南娄底是电信诈骗、合成裸照诈骗及假金龟假金砖诈骗高危地区。电信诈骗最早由台湾传入沿海的广东福建一带。泉州安溪曾是此类犯罪的大本营，亚洲最繁忙的基站即坐落于此地的魁斗镇。自2010年以来官方重点整治后，台湾籍诈骗团伙销声匿迹，电信诈骗又被娄底双峰籍嫌疑人接手，并发展出更灵活的单兵作战模式，在外省流动作案，得手后立即携带设备转移。
我国现行侦查体制下，刑案由发案地公安机关管辖，而此类犯罪发案地、作案地、籍贯地及嫌疑人所在地均不同，办案成本极高，往往无力打击。目前已由双峰蔓延到临近县域，高危人群规模近一步扩大。 [详细]
此外，还有“盗窃之乡”、“贩毒之乡”……
当某种特定类型的犯罪发生时，有经验的警察几乎第一时间就能判断出嫌疑人来自何方。假如电动车及电线电缆被窃，多半是本地窃贼所为；而疯狂盗窃沿街店铺的往往是东北籍嫌犯，高档轿车则要考虑河北献县方向，徒手爬楼入室盗窃的几乎可以肯定是四川凉山人，技术性开锁入室的盗窃团伙一般来自江西宜春，而青海化隆则是造枪基地。
上述案件要么目标特定，要么需掌握较高端的工具（特种轿车解码器）或技能（出众的攀爬能力，开锁技巧等），所以极易锁定特定籍贯人群。这类以籍贯区分的嫌疑人在公安系统内被称为犯罪高危人群。他们所属的地域被称作犯罪高危地区。如前不久广东省公安厅出动3000多名警力围剿的博社村，其所归属的陆丰市即为中国制毒贩毒的大本营。[详细]
“犯罪之乡”如何形成？
犯罪者多是被政策和感情双重歧视的人群
根据公安部统计，犯罪高危人群分布几乎涵盖了每个省份，其中又以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最为集中。这些地方不仅犯罪高危人群规模较大，而且犯罪类型多，并能推陈出新。农村人口几乎占到这一人群的绝大部分。
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2.57%，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但大批向城市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融入城市，他们多数文化程度低，缺乏职业技能，只能从事收入不高的低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而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在效果上相当于将他们驱离城市。政策和感情的双重歧视下，很容易产生严重的挫败感。 [详细]
生存无门加上心里失衡，“同乡组团犯罪”出现
当融入城市的梦想最终破灭，回乡又没有立足之地时，一方面是为了生存，一方面源于失衡的心理，很多人主动走上犯罪道路。他们以同乡和亲缘为纽带，互相传授犯罪经验，结伙作案。一些人常年在外流窜，另一些人学会犯罪技能后回到家乡，传授给宗亲朋友，交叉结伙，外出作案，得手后回乡销赃及躲藏，在宗族掩护下逃避侦查打击。
地区差异和特定民情直接造就“犯罪之乡”
儋州是海南第一大县级市，人口众多且构成复杂，客家人和黎族苗族混居，社会治安较差，黄赌毒泛滥，经济不发达，是多种类型的犯罪高危人群聚集地。深圳及广东籍网络诈骗团伙把儋州发展为下线和根据地，雇佣大批儋州籍青少年参与作案，且分工明确。当地甚至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源源不断的犯罪收入又带动了当地娱乐业的发达，导致社会治安进一步混乱。
犯罪暴利令村民艳羡，不断吸引新生力量
在这些犯罪高危地区，为贼为盗不仅没有道德负担，反而是乡民艳羡的对象。在贵州黄平，年轻姑娘青睐的是靠外出撬保险柜发财的男性，遵纪守法在家务农的往往被人瞧不起。犯罪带来的暴利不断吸引新生力量加入，于是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犯罪之乡。
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发展解决
“犯罪之乡”承担社会发展大部分代价
“犯罪之乡”多集中于欠发达省份的农村地区。根据这几年的统计数据，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最高时达3.45，如果将城乡居民的收入计算方式、税赋负担、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因素综合考虑在内，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远在此数字以上。社会发展的成果没有很好地实现共享，尤其是对农村贫困群体而言，他们一方面难以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却承担（支付）了社会发展的大部分代价。[详细]
“犯罪之乡”无疑是社会转型的“不良反应”
和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走的是一条高增长、高代价的发展之路。所谓的“犯罪之乡”，大都在中西部偏远农村，穷，没条件受教育，无一技之长。在急剧转型的社会中，这里的人无论如何勤恳劳动诚实经营也只有在泥潭里打滚的份，逐步加大的生活成本、日渐恶化的生活质量和边缘化的社会地位不断增加农村贫困群体的相对被剥夺感和社会排斥感，不断增加他们与整个社会在物质、精神、心理方面的隔阂，加剧他们与其他社会群体间的紧张关系，从而极有可能成为木桶效应中最短的那块木板。
治理“犯罪之乡”，需要更全面的发展
现代化过程中的混乱，只能由更彻底的现代化来终结。客观看，虽然中国一些地区犯罪高发态势持续，但治安并未恶化，一方面是因为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很大层面上消除了普遍贫困，另一方面是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和警方打击防范能力的进步，以高强度的态势控制犯罪潮。多年来的财政转移支付，新一轮的收入分配改革，社保体系的完善，将有望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