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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浙江奉化塌楼续:官员自杀前曾守楼5昼夜

 4月9日,在浙江奉化市锦屏街道居敬小区29幢居民楼倒塌5天后,锦屏街道建设管理办主任何高波自杀。当地有个说法:何高波死前不久,被纪检叫去问了一天一夜的话。[详细]

那些非正常死亡的官员们

基层官员占多数

今年前四个月,经媒体公开报道的官员自杀事件达到6起。据不完全统计,自2000年至今有130余名官员非正常死亡被媒体公开报道,其中大部分为自杀。自杀的官员,涉及党委、政府及交通、政法、教育、税务、金融等多个系统,级别纵跨科级到省部级,其中以科级与县处级占多数。自杀的方式多采用跳楼、自缢等方式。

除了徐业安,近年省部级官员自杀的有原山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王通智、原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局长李福祥等。自杀时年仅47岁的李福祥是中国最年轻的副部级高官之一。宋平顺在办公室自杀身亡,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自杀身亡的省级政协主席。[详细]

自杀多因抑郁起

有关方面在介绍这些官员的自杀原因时,多为“工作压力大”、“抑郁症困扰”等。2000年,当年5月原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跳楼身亡,其自杀前正在“协助调查”一起经济案件,精神压力过大,因而患上抑郁症。

《人民论坛》杂志曾对全国100多名官员的心理健康进行过调查,发现有80%以上的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普遍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心理疲劳及心理压抑。其中,64.65%的受调查者认为,官员的压力源主要来自“官场潜规则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压力”,并由此导致少数干部因心理负担过重而出现焦虑、抑郁等问题,甚至有个别干部心理严重失调,导致精神崩溃。 [详细]

不排除畏罪自杀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认为:“官员一自杀,要么解释说工作压力大,要么说患有抑郁症,但老这么说,百姓会怀疑。”

实际上,个别官员自杀,涉嫌腐败,系畏罪自杀。2014年1月6日,经警方处证实,南通市房产局原局长陈西于2013年12月28日凌晨在家中自杀身亡。此前一个月,在南通市纪委召开的全市城建系统警示教育大会上,通报了包括南通市房管局原局长陈某等人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

事实上,官员畏罪自杀现象早有先例,比如1995年4月4日,中共北京市委原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宝森因腐败案发,畏罪自杀于怀柔乡间。[详细]

官员自杀善后,遵循“四字诀”

快:侦破、发布、火化,一气呵成

官员非正常死亡后,官方的善后工作快字当先。2013年2月17日上午11时,时任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的柯建国从办公楼坠亡。据介绍,柯建国的遗体于坠楼当日即被火化,18日便在殡仪馆设了灵堂。这样的速度在类似事件的善后过程中屡屡出现,4月4日,曾经名噪一时的重庆打黑英雄周渝在宾馆自杀身亡。4月7日,周渝遗体被火化,重庆警方当天也通过官方微博@平安渝中发布调查结果,称周渝身患多种疾病,生前情绪低落,曾向同事流露出悲观厌世情绪,系自杀。[详细]

稳:封锁消息,统一口径

在官员自杀事件发生后,官方一般都会封锁几乎所有消息渠道,宣传部等政府部门统一口径,除了新闻通稿,不露一字,对官员评价,一般是千篇一律的“工作认真、为人和善”等褒义词。2011年,河北邯郸市邯山区区长张海忠“菜刀死”事件中,邯郸市警方仅仅用了45个小时便迅速发布调查结果,称张海忠系因“重度抑郁症”而自杀身亡。新闻发布会进行10分钟后匆匆结束。负责发布的官员在服务员“掩护”下,急匆匆离开,拒绝记者提问。

准:安抚家属,防守媒体

官员自杀后,做好死者家属的思想工作,严格限制媒体与家属的接触也是当地政府部门的“必修课”。以柯建国的葬礼为例,参加葬礼的人群多为政府人员,见有陌生人出入,便用警惕的眼神打量,言语谨慎。见记者来到灵堂,便赶紧把记者撵出去,边走边说“请讲些人性”。而在张海忠葬礼上,记者试图向张海忠之子求证“抑郁疾病”一说时,也被一名穿条纹衬衫的中年男子打断。

静:官方无奈的沉默

官员的死亡,往往让官方感到尴尬、无奈。而更多的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处理过程大多“静悄悄”。《理论与改革》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转型期官员自杀现象的政治学分析》中称,中纪委特别研究员王华超曾透露,仅2003 年上半年,中国就有6526名干部失踪,8371 名贪官外逃,1252 人自杀。但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当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政府官员自杀事件仅有四起。由此可以推断,中国官员自杀事件很多时候并不被披露。[详细]

官员自杀或被自杀,真相不能“躲猫猫”

官员自杀调查 大多不了了之


梳理2003 年以来公开报道的官员自杀事件,大多数官员的自杀原因未彻底查清,很多只是寥寥数语带过,自此再无下文。这种做法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明显向左,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一旦发生公职人员自杀事件,政府和媒体往往将之作为重点事件深入挖掘,务必给社会一个完整真实的交代。如2003 年香港职员张之琛自杀后,特区政府立即展开深入调查,并公布遗书等佐证材料,使民众充分了解其自杀的原因。相对而言,中国的公职人员自杀,则很多是一笔糊涂账。[详细]

官方越“神秘” 谣言越猖狂

官员自杀的消息,每每伴随着种种传言,其中很多条件反射地指向贪腐问题,甚至很多时候,民间的话语系统中官员自杀等同于“畏罪自杀”。这既因为民间对于腐败本能的反感,更在于不少政府部门人为把官员事件敏感化、神秘化,信息公布的严重滞后、模糊,给了谣言市场空间。一个在任官员的自杀身亡,不是私事,而是关涉公共利益,关涉公众知情权。因此,有着特殊职务的官员一旦发生“意外”,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在第一时间向公众解疑释惑,让真相走在各种猜测与传言的前面。[详细]

破解官员自杀 权力必须在阳光下

官员自杀给官员个人、政治系统和社会都带来了直接危害,是一种全输结果。而要从根本上破解官员自杀问题,最根本的还必须从政治生态、特别是内部政治生态的改善方面入手,这就要求权力完全在阳光下运作。虽然官员自杀的原因有很多,如压力过大、道德腐化等,但归根到底,还是政治系统运行相对封闭带来的“潜压力”。唯有让权力置于阳光下,才能去除官员身上背负的潜压力。否则,一次次“抑郁自杀”的判定,看似能迅速终结当地政府的巨大压力,却永远阻止不了下一个自杀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