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名反腐”怎成高危技术活？

揭黑幕：商人媒体人占一半

在近年来28起实名举报案例的举报人中，8人为商人，6人为媒体人，占了总计的一半之多，成为实名举报队伍中最活跃的两个群体。

官员贪腐最直接的目的就一个“财”字。因此，由于贪官和商人涉及经济纠纷而遭到实名举报，使得商人成为实名举报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媒体人的实名举报频次虽次于商人，但由于他们“知道的太多”，手中握有猛料，往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从2012年至今，诸如王文志举报宋林，纪许光举报雷政富，罗昌平举报刘铁男等事件，已成为新媒体时代实名举报的“经典案例”。 [详细]

下属、情人反腐成功率高

在众多实名举报案例中，被下属举报的“官告官”与和“情人翻脸举报”的现象值得关注。在近年的28起案例中，“官告官”与“情人翻脸举报”各有4例，二者共占了总和的三成左右。由于下属、情人均是与当事人有密切关系的人，所以此类案件一般均是独家猛料，而且举报成功率极高。

因为工作关系，下属和上司接触较多，他们更能掌握情况，知道自己的领导有哪些违纪违规行为。2012年12月，在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接受调查消息传出的当天，成都市金牛区区委常委、统战部长申勇就在其实名认证的微博上公开发帖，检举李春城的违纪行为，给纪委的调查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证据。而“情人翻脸举报”多半是因为与情人发生情感纠纷，情人一怒之下将其揭发。[详细]

绝大多数举报两个月内有回应

在这些实名举报案件中，有19起案件在两个月内得到相关部门回应，回应率为86.3%。而在在所有得到回应的19起案件中，12个被举报人被免职，1人辞职，1人调离原岗，1人无问题，1人停止违规行为，3人正在调查。实名举报两个月后，涉案人员处理成功（免职、辞职、停止违规行为）率达达到63.5%。[详细]

草根举报人危险系数最高 有生命危险

在所有的实名举报者中，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遭受报复的几率最高，受到报复的速度最快，施暴者的手段也最残忍。

2013年7月8日，惠州民间职业举报人李建新（网名“惠阳欧伯”）驾车行至一偏僻处时，被人驾车撞停。3男子向其泼硫酸并用刀砍他，致使他背部大面积烧伤，2根手指被砍断，右眼被砍失明。自2012年8月以来，李建新举报的案例约有70宗，涉及土地转让、环保等。

而在江苏省新沂市，2013年4月16日在该市合沟镇曾发生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刘某（村党支部书记）因与被害人石某平时存在矛盾，石某举报刘某违法行为，导致矛盾激化，刘某等人经过预谋，由犯罪嫌疑人孙某于4月14日窜至被害人家中，将石某夫妇杀害。

媒体人举报后过“地下党”式生活

因工作性质特殊，媒体人往往能接触到更多内幕，也会收到许多线索和报料。所以，媒体人的举报往往威力巨大，“命中率”极高。当然，媒体人并无“免死金牌”。在二次举报之后，王文志就曾接到两个威胁电话，威胁他“你小心点儿”、“注意点儿”。在原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的落马过程中，记者李根出力不少。但由于报道曾锦春的“劣迹”，李根3次被单位辞退，甚至不得不干了一段时间自由撰稿人。

而媒体人罗昌平，在举报刘铁男之后也因考虑到报复因素度过了一段“心理高压期”，他在《打铁记》中写道，“我能采取的方式是，选择公共交通出行，不自驾车，无固定的饮食习惯与出行路线。切断自己的通讯工具，尤其隔离微博微信这类社交媒体，以及居住在一个不在自己名下的房子里，这算是临时性避险策略。[详细]

“隐性报复”更是难防难治

而相较于肉体暴力，现实中各类“隐性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因其手段“合法”，行为隐蔽，难于界定，一直处于法律救济的“边缘死角”。所谓“隐性打击报复”，是指除明目张胆地以违法手段侮辱、伤害举报人外，借“合法”手段实施的打击报复行为，特别是那些拥有“人事调配权”的被举报人，往往以“工作需要”的名义，对举报人做出职务任命上的“调”、“降”、“停”、“撤”决定，或者对其提拔实施“关”、“卡”、“压”等决定。[详细]

现行保护举报人制度漏洞重重

中国有关保护举报人的规定散见在各种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中，没有一部是比较系统地阐明举报人权利义务的。近几年，中纪委、监察部、检察院等也都出台了不少保护举报人的规定，最有强度的是我国刑法规定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惩罚条款，但这些条款过于原则，可操作性差;规范之间也不统一，且比较抽象，更像是空洞的“宣言”。缺乏明确的惩处机制和程序规范。[详细]

制定《举报法》刻不容缓

为保护包括举报人在内的证人，很多国家制定了《证人保护法》，成立了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如在有的国家举报人一旦进入保护程序，将被送往“安全和适应中心”加以特殊保护。这个中心在地图上没有地址标识，既非常隐秘又高度安全。有的国家则允许采用委托询问的方式，制成笔录提交法庭，某些情况下，连法官都不了解证人的身份。相比之下，我国法律对举报人的保护却过于粗疏和零碎，既缺乏出事前的预防机制，也缺乏对于报复行为的干预机制。对于信息保密更是远远不够，时常出现举报信息绕了一圈之后回到当事人手里的情况。

因此，迫切需要制定一部“举报法”，明确案件线索管理、立案、调(侦)查和处理程序，善待举报，反对诬告，从而在借力公民反腐与标本兼治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