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物种：会发明的公安局长
专利谋利：后来者武长顺 先行者王立军
武长顺发明的信号灯
落马之前的武长顺，以“学者型官员”和“发明家”的身份扬名立身。落马之后，人们质疑其“发明家”头衔是否名副其实——16岁便参加工作的他，在并无工作间隙的情况下，又是如何做到这些的。
无独有偶，武长顺的“同行”，曾任重庆市公安局长的王立军，发明专利多达150项，是武长顺的5倍！更无独有偶的是，这些专利都“获利惊人”，且都被大规模用在了两者的管辖领域：王立军的专利大部分是警察装备，被大量用于重庆公安系统；武长顺发明的智能交通领域专利，被大规模应用于自己管辖的交通领域。
公安局长成为发明家，背后是权力私有化
武长顺的“发明家”身份也难经得住推敲。据新京报记者了解，天津纪检系统、政法系统干部透露，武长顺落马应与中央巡视组有关，或涉及利用申请的多项专利在天津智能交通建设及与交通相关的领域中谋取不当利益。武长顺申请了35项专利，其中的34项与智能交通等领域相关。1999年后，武长顺部分专利被大规模用于天津的交通领域。
据新京报梳理，武长顺发明的35项发明专利，有12项专利所有权属于三家公司，其中两家与公安系统有联系。其中的具体瓜葛，有待相关部门详细调查并予以公布。作为一个系统的主管者，学习了解相关业务是职责所在，但如果过于“学以致用”，自上而下推广自己的“发明”，首先难逃瓜田李下之嫌。而若公然自己发明、自己推广、自己得利，只能说明某些部门权力之集中、嚣张。“权力私有化”的现象已相当严重。
除了搞发明，官场“雅贪”还有诸多门道
送完文章送学位, 领导最爱“学者型”
不可否认，官员中有许多德才兼备者。但有些领导干部本是不学无术, 却非要把自己包装成才子型官员, 而自己又没有本事和才华。所以有些普于钻营和投机的人, 为领导送上文章和论著, 属上领导的大名及主编等, 并花版面费加以发表或出版, 同时又付给其高额的稿费。
更有些官员既没有文化, 也没有知识积累,却非要把自己包装成“文化人” 、“ 知识人” 、学富五车的官员。一些人摸清了其心理及主观需求, 就想千方设百计地为之送硕士、博士学位, 帮忙找“ 枪手” 考外语, 花大钱捉刀带笔写硕士、博士论文, 并帮其支付各种高额学费。还有的给领导变通评职称,为之评上教授或研究员等, 以满足其文化上的需求, 送精神上、心理上的大礼。这种情况在现实中为数不少, 送者的目的也达到了, 需要者的要求也满足了。
领导赐墨宝 润笔费怎能少
很多官员书法水平有限, 甚至不会起码的毛笔字写作技巧, 但却总爱题词题字。如江西省前副省长胡长清走到哪写到哪, 酒店、市场、夜总会、店铺、汽车站、洗浴中心等都写, 润笔费极为可观。如果说胡长清的书法还有一定的功底的话, 广西的成克杰, 其字极差也都到处乱写乱题, 每字千金, 其“润笔费” 在交待中就有几百万元之多。纵观我国的书画市场, 就是著名的书法家也没有如此高额的收人。这种“润笔费” 给多少也合理合法, 无法定性。腐败分子就钻这一空子, 因此此风劲吹,送者、收者都心安理得。
古董字画什么的，更是领导心头好
在官场雅贪中，一些腐败官员不贪财、不贪钱、不贪色, 但却收受字画、古玩、奇石、纪念币、珍贵邮票等。如原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常委、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局长王天义, 就是一个典型的“雅贪” 。在其家的私人博物馆中, 有字画19 58 件、古瓷器23 件、西方艺术品4 件、鸡血石5 块, 还有邮票3 本等, 私人博物馆装修豪华。还有广西原人事厅厅长莫军, 专门收受各种奇石, 他没被钱所击倒, 而被“奇石”所打垮。厦门海关原副关长接培勇也是由“雅贿” 被拉下水, 开始接培勇根本看不上赖昌星,并对他有戒心。当赖昌星送来17 5 册绝版名贵书籍, 还有9位名画家合作的一幅牡丹, 便被“雅贿”打倒, 成为“雅贪”,为其走私大开绿灯。
领导演讲, 句句千金
领导发言稿由秘书代笔已司空见惯, 领导的发言稿屡屡见诸媒体(包括内部刊物)并获得不菲的稿酬也是惯例。有的秘书还常常将这些发言稿演绎成一份份演讲稿, 供领导赴各地指导讲演、讲课使用。更有基层的“雅贿”们,早就摸透了领导的心思, 热情万分地邀请领导去基层“指导”工作, 给基层同志“讲课”。返回前不仅奉上当地的土特产, 还要奉上一个不轻的信封, 美其名曰“讲课费”。
至于讲课费的多少，这与讲课人的职务直接挂钩。职务越高,讲课费自然就高。曾有一位全国知名的领导兼学者被邀请到某省讲课, 付给该领导的讲课费为每场税后一万元, 这位领导接连在该省讲了三课, 都是同一个讲稿。
碰上不爱风雅的领导，就让他当评委吧
并不是所有领导都有当文雅之士的兴趣, 事实上一些官员虽然分管某一战线和领域, 但并不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和权威, 甚至根本不懂。但却有人投其所好, 委任其为评委会主席或主任, 或者是名誉主席、主任等, 目的是让所奉送的“评审费”名正言顺, 有理有据, 收受者心安理得,从而使腐败合法化、合理化, 这种现象已屡见不鲜, 目的都是这种合理的方式和渠道将公款送进领导的腰包。有意思的是,领导的“权威”越大, 加入评委名单的机会就越多。自然, 这“评审费”也就越多。
“雅贪”危害更大，需用制度“狠刹”
风雅面纱之下，是更为隐蔽的权钱勾兑
古董架前的倪发科
与赤裸裸索要接受金钱财宝的贪官相比，“雅贪”危害更大。一者，“雅贪”更具虚伪性。“雅贪”往往以品位高雅的谦谦君子的面目出现，蒙蔽上级和公众，更从表象上淡化了金钱的色彩，混淆“正常爱好”“人情往来”与“收受贿赂”的界线，更加掩人耳目。再者，“雅贪”更具贪婪性。行贿者为了巴结贪官，基本都送上一些价值不菲的古玩、字画等雅物；这些雅物的升值空间巨大，比现金更容易“利上滚利”。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收受“雅贿”后，屡次违规为行贿企业主打招呼、跑项目，挪用国家保障房用地指标，帮助低价购买探矿权等。浙江海宁一名商人用价值17万元的字画古董，从原副市长马继国那里换来了175万元的土地出让金减免。办案人员介绍，行贿人与受贿官员热衷于“雅贿”，是经过“精心考量”的。“珍奇古玩不像现金那么‘烫手’，也不像房产、汽车那么‘惹眼’，且真伪难分辨、价值有弹性，变现手段隐蔽多样。”
根治“雅贪”靠制度，可先从财产申报入手
理论上看，治理“雅贪”并非无法可依，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规定，不准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如无法拒绝，应当一律登记、交公，违者将受到纪律处分。但这样的规定本身就比较模糊，如缺少价值限额，因而在很多地方形同虚设。
多名纪检干部、专家认为，针对“雅贿”的隐蔽性和多样性，官员财产申报时应增加专门的项目如收藏品，发现瞒报及时追究。“如果一名官员年工资收入10万元，审查出他的年收藏品价值100万元，那么就容易发现问题。”至于“雅贪”取证难的问题，有专家则认为，在认定该行为是否属于收受贿赂时，要看是否能够将受贿和利益输送关联起来，只要能证明其行为是利益输送，就可以作为受贿的证据。
说到底， “雅贪”还是权力过分集中造成的腐败。不能仅从终端、微观层面加大打击，否则这种权色交易只会从一个领域转到另一个领域，防不胜防。而应强化制度反腐，科学地配置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预防和治理发生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