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应当慎言

1972年的结婚证

阶级概念是马克思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阶级”的中文使用第一人，是梁启超。梁启超的阶级很松散，把“资本家与工人、男人与女人”变成阶级。对中国的阶级划分，陈独秀、毛泽东都是人分五类。陈的资产阶级有三种：商业工业、官僚、小资产；无产阶级就两种工人和农民。毛泽东把无产阶级的成分，细化到农村是雇农、都市是产业工人苦力。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理解是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阶级斗争在成立国家的时候，必须得放一放。建国8年之后，中共八大确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解决“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党从这时起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建设事业上来。然而，不过一年，中共八大的这一决策就被否定，1957年10月，在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下，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根本上改变了八大的方针。历史在这里拐弯，中国陷入了以主要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的误区。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 “阶级斗争”被要求“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甚至“一万年也要讲”。

此后，从1957年到1976年，长达二十年的中国社会，生产力没有多大提高，人民生活没有多少改善，更遭受了十年“文革”的内乱，深刻的教训在于长期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6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各类政治和思想斗争均是围绕着“反修防修”这个命题展开的，它的最终结果是导致了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扩大化。

1976年粉碎“四人帮”并实际终结了“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逐步拨乱反正：清理“四人帮”帮派体系，整顿党政班子和调整人事，恢复和整顿生产、工作和社会秩序，落实农村和农业政策，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平反“文革”时期和“文革”以前的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和干部政策等等，所有这些，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前提条件。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转折。走出20年“左”倾错误的误区，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

不过1989年之后，中共从高层到各学术机构，“阶级斗争”再度被频频提及甚至登上报端。当时《人民日报》刊文称“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幸而1992年邓小平南巡一锤定音，自从九十年代初期以来，阶级斗争的提法在中国官方话语中，已经越来越淡了。

9月底，在最新一期《红旗文稿》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发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一文。该文一经面世就引爆舆论，随后《环球时报》发文称，重提阶级斗争并非政治信号，中共党校刊物《学习时报》也直接引用邓小平的话称，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就是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

在王伟光看来，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政治手段、阶级工具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的势力，对蓄意破坏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敌对分子实行专政；第二个任务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和平演变”、西化、分化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对企图颠覆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外部敌对势力实行专政。概而言之，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斗争思维须臾不可少。也正是因此，才有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

对“阶级斗争”念念不忘的，绝非王伟光一人。尽管阶级斗争不再天天讲，冷战的壁垒早已土崩瓦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余毒还残存在少数人的思想中，诸如国内的一些冲突，最终都能牵出境外敌对势力所发动的意识形态战争，如张三反抗强拆，李四呼吁司法独立，这背后，一定隐藏了帝国主义企图颠覆中国的阴谋，张三李四，都拿了美国人的钱。这等话语，日夜弥漫使我们生出了一种错觉：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必须将阶级斗争进行到底。

而今，改革和反腐，是习近平执政理念的一体两翼。改革是利益分配格局的解构和重构，是要打破利益集团阻力，比如，下放行政审批权、调整过高的不合理收入、理顺党政司法权力范围等等。但整体来看，它是绝非一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而是需要各种制度去优化调整的社会改良范畴。反腐更是要解决中共内部的贪腐问题。二者指向对象都不是阶级敌人，所以无论反腐还是改革都不能放到阶级斗争的视域中。

此外，重提阶级斗争，必然意味着要重新划分阶级成份，谁是资产阶级？谁是无产阶级？在现在的社会背景下，划分阶级不仅难实现更是倒退的表现。王伟光的意见，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对于可能被打上“资产阶级”身份人来说，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