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游说生态学

“这次动手晚了。”

2月28日，在位于北京牡丹园一栋高层住宅楼的办公室里，“大爱清尘”创始人王克勤连声叹息。

此时，名为《给人大代表的一封信》的电子邮件，刚从这里群发，抵达数位全国人大代表的电子邮箱。

王克勤一直希望，通过“两会”代表和委员，让尘肺病农民的治疗问题成为此次“两会”的话题之一。他创立的“大爱清尘”民间非盈利组织（以下简称为NGO），救助过数百名尘肺病农民工。

邮件本应在一周前发出，因团队人员疏忽，耽误了最佳时机。对此，王克勤有些懊恼。“能发多少是多少”，他叹息道，此时已经来不及一一联系，询问对方是否关注尘肺病农民问题。

对群发的效果，他没有底气。

事实上，全国“两会”开幕前，围绕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NGO早就发起了游说“攻势”。

“宜早不宜迟。”顺风车基金会创始人王永称，他的经验是给代表和委员留出准备的时间。此前，他靠自己的人脉，早就成功争取到了数位“两会”代表、委员的支持。

同样笃定的语气，也出现在中国控烟协会常务副会长许桂华的口中。而在北三环附近的中华环保联合会办公室，副主任王勇信心满满地说，今年由该协会提出的7条建议，会通过不同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全国“两会”中出现。

此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正经由飞机、高铁、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陆续抵达首都北京。3月初的十天内，他们将在这座拥有上千万人口、存在多家NGO组织的城市里，共商国是。

在这个特殊时刻，北京云集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代表和委员，全中国和国际媒体的注意力都在此聚焦。对于依靠民间力量做事的NGO而言，这是发声的绝佳机会。

“发出声音方可获得救援和帮助。”王克勤数次在公开演讲中提及“发声能力”。他说，大爱清尘成立3年来，筹款总额只有1200万，“有点可怜”。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尘肺病农民工没有发声能力。在他看来，声音有多大，权力就有多大。

作为参会主角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无疑是最佳的发声筒。

清华大学公共关系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已经当了11年“发声筒”。

过去11年的全国政协委员履职生涯中，王名提过44个提案，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NGO。有媒体评价他是NGO在全国两会中的“代言人”。

他分析，游说两会的NGO主要有两类：一类生存困难，需要政策帮助；一类关注政策问题，希望积极影响政策。

他甚至会主动去找提案。这些年，王名与NGO的沟通已经形成固定的“两会”模式：头年年底，他会询问认识的NGO是否有问题要在“两会”上反映，如果有，请发来材料或提案初稿。收到材料后，从春节期间到“两会”即将开幕前，其所在研究所的师生团队会与NGO反复沟通、修正。

多位负责人证实，熟人相托，是多数NGO“两会”游说的传统方式，也是目前最便捷的方式之一。

“关系都不错，提前打个招呼就行。”顺风车基金会创始人王永对此很坦然。他是全国青联委员，与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相熟。

中华环保联合会则是一家具备官方背景的NGO，官网显示，其名誉主席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把准备工作做好就行。”马勇介绍，找人并无压力，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沟通提案内容的工作，由协会会员部具体负责。

但并非所有NGO都有这样的优势。

媒体出身的王克勤，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微博寻人。

近日来，在他拥有53万粉丝的微博页面里，“再寻良心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微博始终置顶。去年他曾通过同样的方式，找到4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尘肺病农民工的资料。

他最初走的也是托熟人的老路子。一位熟识的律师朋友是全国人大代表，2012年，王克勤在她的引荐下进入“两会”驻地，拜访人大代表，希望对方帮忙，可效果并不好。代表们碍于面子，态度不错，但鲜有真正对此感兴趣者。

2013年“两会”前，微博试水给王克勤带来了惊喜——发出“寻找良心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帖子后，全国人大代表、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很快与他联系。陈曾为多名尘肺病患者做手术，深知其痛。当年“两会”期间，陈静瑜动员30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了针对尘肺病人的救援议案。

由于双方有共同的关注对象，会下，王克勤也保持着与陈静瑜的联系。“我愿继续为尘肺病人群体呼吁”，今年3月1日，陈静瑜再次通过微博表态。他今年打算提交《关于在工伤保险基金内建立尘肺病救助基金的建议》。

事实上，随着网络普及，两会言路渐宽。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开始通过微博、博客等平台，面向普通网友征集提案和建议。

个人的持续尝试也开始凸显成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乙肝携带者雷闯，坚持两年向数百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寄信，呼吁关注乙肝药价高等问题，收到多封回复。

他在微博中记录着这些点滴的进展：去年“两会”前，全国人大代表王鹏杰寄来亲笔签名回信。今年2月，国家疾控中心处长董小平打来电话，承诺将建议信反映到“两会”。

“公民要有主动联系人大代表的意识，而不应等代表主动联系我们。”这位被网友冠以“中国第一代说客”的年轻人感慨：“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是顺风车基金会创始人王永“两会”游说的终极窍门。

王永认识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也旁听过“两会”代表、委员的大会发言。对流程的熟悉，让他形成一套完整的游说心得。

“向代表和委员反映问题是有学问的。”他说。首先得简洁，提案篇幅最好在1000字左右——全国“两会”收集的提案和建议，会分发到具体的委办局进行处理，这个过程被王永比喻为“高考作文判卷”。据他了解，负责为提案分类的工作人员，阅读一份提案平均只用一两分钟，因此，文字必须简洁明了，并切实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方便精准归类。

这也是全国政协委员王名的心得。他曾有一份提案加了几个附件，但发现后来难以处理，最终把附件写进了正文。

王永认为，针对单个部门提出的建议，比需要多个部门合力解决的好处理。最好通过多方渠道，提前了解各部委今年关注的重点领域。

王名则认为，操作性高的建议更容易被接受。与需要立法、耗时更久的建议相比，“政府比较愿意接受这样的建议——部门拿上来以后，马上就能把它变成一个政策”。

对NGO来说，寻找人选也有窍门。王永称，最好能找到相关领域的代言人或明星人物，如慈善领域的问题，就可以找中国红十字会党委书记赵白鸽，“越有名越容易被报道，形成热门话题”。2009年，他曾经推动几位明星委员共同发声，呼吁禁用鱼翅，引发多家媒体报道，效果很好。

媒体关注形成的舆论压力，能帮助推动问题的处理。否则，“每年两会那么多提案和建议，很可能你的问题最后只是分给某个司局的一名科员来处理，分量可想而知。”王永分析。

NGO与媒体的天然联盟优势，在“两会”中发挥得尤为明显。

汪永晨是环保NGO“绿家园”的负责人。早在2003年，这个机构就开始反对怒江水电开发，也开始通过各种办法，在“两会”上发声。

“绿家园”有很多志愿者是记者。“两会”时，汪会与他们联系，请其采访同样反对怒江水电开发的代表和委员。她尤其希望相关报道出现在《中国青年报》、《新京报》等报纸上，这样，代表和委员在驻地就能看到。

把建议变成政府和社会听得进去的声音，则是受委托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责任。

“NGO更关注的是自己眼下面临的问题，有时过于局限。代表和委员就要想办法，包括跟他们讨论，怎么样把这个问题放大到全国——要把它‘拔高’。” 全国政协委员王名介绍。

他回忆，今年有家NGO希望提一个关于提高NGO薪酬待遇的提案，但他觉得NGO是在做公益，直接提“钱”效果不好。最后，王名选择就NGO的人才培养、职称评定问题来说事，“专业人才自然要有专业薪酬。换了视角，更容易被政府部门和社会接受。”

不过，即使是精通“两会”游说之道的NGO，也时常遭遇碰壁。“提案或建议涉及政府、特别是指定某领导时，有的代表就不太愿意表态或参加了。”中国控烟协会常务副会长许桂华透露。

2014年开年，北京市出租车市场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根据《北京市交通委关于北京市小客车合乘出行的意见》，自当年1月1日起，市民合法拼车将不再被认定为“黑车”。

这是顺风车基金会创始人王永等待多年的一项政策——从2008年起，他一直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全国和北京“两会”发声，呼吁拼车合法化。

“坦白说，‘两会’发声对某件事情的推动是有的，但效果并非那么明显。”他认为，政策出台是多方合力推动的结果，他本人通过多个渠道发过力，而“两会”的发声，只是“组合拳”里的一部分。

“两会”征集的提案和建议，会在几个月内分发到具体单位。当年7月至9月，后者需要反馈处理情况。但这些来自政府职能部门的回执，却并非都尽如人意。

多位NGO负责人转述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此的不满：

“大部分政府部门官话多，空话多，答复中的措施不明确，代表很不满意。”中国控烟协会许桂华透露，有位全国人大代表因不满意收到的答复，三次退回，沟通就此中断，他再没等来第四封答复。

一位不愿具名的NGO负责人透露，有些部门回复给全国人大代表的信件很敷衍，只是告知提案和建议已收到，表示感谢，“相当于‘呵呵’”。

还有些回复则显得很没有水准。上述负责人转述了一位全国人大代表的经历，来自某部委的回信将代表的观点原封不动地复制粘贴，末了加上一句“你这个问题很好”。

不过，这些年里， NGO的“两会”游说也出现了大量成功的例子。

王名在NGO建议基础上提交的多份提案，得到了有效回应。以2012年为例，他提出的慈善组织信息公开，被评为当年的优秀提案，“民政部说，我们正好要搞慈善信息公开条例，你这个提案起了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社会关注度高。”而当年他的另外一份提案“充分运用WTO规则，对抗艾药物‘替诺福韦’实施专利强制许可”，很快获得卫生部回复。后者称，该意见已被采纳。

2013年6月，两高出台环境犯罪的司法解释，则让中华环保联合会马勇觉得很欣慰，“这是里程碑式的成果”。此前几年，该协会一直通过代表、委员在“两会”上发声，希望对污染环境罪进行细化，着力追究污染肇事企业负责人的责任等。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NGO开始为游说“两会”积极努力，试图推进公共政策，影响立法。“这是民间声音实现向最高权力传达的重要突破”，王克勤说。

王名对个中变化印象深刻。这几年，联系他的NGO逐年增多，而且他们不但要求递交提案，也开始有更高的要求：“去年就有几个NGO明确说，你得把盖了国徽章的回复给我看一看。”王名表示。

他听说，今年有一个重大变化——李克强总理要求，对“两会”提案议案的回复应公开。届时，他准备把它们晒到网上，“那样大家都可以拿到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