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伯:公车监督者“自杀”迷局

3月20日，“割腕”的一周后，区伯出现在广州省中级人民法院。他的蓝白条纹病号服，和那只缠着绷带的左手，都成了他监督公权的新标志。他的支持者们让他抬起打着绷带的左手，好让它进入记者的镜头

这次他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让官方公开“公务车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在法院门口，他指着排队旁听的人们，“这些都是赶来支持我的市民”。

在支持者眼中，敢于向公权力挑战的区伯，是他们眼中的“唐吉可德”。他拿着手机一次次冲向“风车”。

8年里，他不断抓拍那些被私用的政府、公安、部队公车，用标志性的“质问”追赶躲避他手机镜头的人。他也因此被年轻记者们，授予了“广州区伯”的声名。

只要在街上看到公车被私用，区伯就会突然进入亢奋的状态。他承认第一次监督公车私用，只是因为愤怒。

2006年的一天，他在街上散步，身后一辆车滴滴按着喇叭，随即喇叭里响起“老东西，怎么叫死你都不走？”。他回过头，看到是一辆警车。车里坐着一个年轻警察和他的女友。区伯是个直脾气，心里呕不过气，掏出手机，对着警车拍照、报警。一周后，派出所负责人致电告知区伯，对警察的处理结果“公车私用”。

那是他第一次知道这个“公车私用”的说法，于是开始不断拍照监督、向纪委举报。他承认，那时候还只是一种自我满足的“成就感”。后来，他开始不甘心每一次都是书面的“处理”回复，于是开始拨通媒体的电话，并因此在记者的建议下开通微博。他说“微博是我的武器”。

而现在有了律师的帮助，法律也成了他的武器。3月20日这天的“维权挑战”结束了。区伯走过人群，转身，定住，淡定抬起右手，轻挥，让人们拍下照片，然后再转身走向电梯——这一连串动作他已然熟练。

但当走出法院，区伯马上又进入了“工作状态”。他冲向一辆停在行人道的警车，有些夸张地撅起屁股，摆出他标志性的拍照姿势。

一辆黑色轿车的出现，再一次激起了他的肾上腺素。他掏出手机的姿势，更像是在掏出手枪。他开始愤怒得，对准轿车牌照和副驾驶座下来的女子质问，“为什么公车私用？你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他说，他自有着一套辨别公车的心得。

直到聊起自杀事件，他对公车的注意力才有所转移。他掏出一本红色封皮的居民代表证，说自己自杀就是为了这个。

区伯说，有了居民代表的身份，监督起来可以更加理直气壮。证件是居委会主任送来的。发证件的时候，主任告诉他：通过居民选举，他被选为做居民代表。但他没能想到，几天后，街道和居委会就要他把证交回，理由是“有人告”。

出事的那一天，居委会主任带着礼品上门再次提起了交证的事。这再一次激起了区伯的愤怒。他向监督公车时一样，掏出手机质问“为什么”。把居委会主任轰出家门后，他自己反而钻了牛角尖。

区伯说，在用刮胡刀片割下手腕之前，他想起了自己监督公车的八年——他自己被人打倒在地、他母亲被人投去冥币……那一刻，他的肾上腺素再一次冲向大脑。他说他想起了电视里看到的那个孙志刚——一个用生命换取制度改变的人。

在被前妻救下后，他给自己拍了照片，发了微博：“政府，是否就是因区伯监督你们，你们就一定要逼得区伯自杀？”

这一次区伯的敌人，其实却并非他口中的公权力“巨龙”——虽然他仍然坚定地冲向了那座风车。

他的反对者，是他的几位街坊：同样是住着经济适用房的城市底层。

在区伯被要求收回“居民代表证”之前，他们刚刚向政府提交了一份《关于请求撤销二级精神残疾人区少坤居民代表和居民小组长资格的报告》。

萧河，是这份报告的发起者之一。这位小区曾经的业委会主任，在这份“报告”中写道：“长期骗取低保、骗租廉租房的二级精神残疾人区少坤竟然当选居民代表和居民小组长。这不符合我们聚德社区居民的意愿，也不符合相关法规。”

已经退休的萧河，同样曾是个维权者。2008年作为业委会主任的他，因为带领业主维权而被砍伤。在区伯租住的聚德小区，业主维权从上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闹得沸沸扬扬，不时选举业主委员会，接着又换掉物业管理公司，业委会的治理又因为内部纷争、维权等各种缘由而告失败。

区伯说：他与萧河的矛盾，源于有媒体采访时，他批评了几句萧河：“自己请来了物管，又被他们赶跑，换来换去，也没看管好。”而且，他带头反对物业公司按10元一个收取门禁卡的押金费用。

萧河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自己最初站出来反对区伯，只是因为看不惯他借着名声欺负街坊。

所谓“欺负街坊”的故事之一，正是关于他们共同邻居连国强。2011年，区伯举报小区消防问题，赶来的消防车轮胎却被小区地面的三根铁钉扎破，区伯要求小区物业给予赔偿。

连国强与区伯发生了争吵。争执中，区伯摔倒在地，称被连国强抓了下体。连国强虽坚称自己未曾动手，最终却被公安处以5日行政拘留。因为咽不下这口气，他一度状告公安局，最终败诉。

反对者们开始用区伯习惯的方式回敬区伯。他们几次上访，举报区伯不符合申领低保条件，且不具备租住廉租房的资格。在区伯看来，对方就是想借此将他赶出小区。

除此之外，区伯的反对者不止出现在小区。网络上有着一个叫作“反区伯大联盟”的账号。账号的操作者称，他最初也是区伯的支持者，“从来没有给区伯监督过（包括我的朋友）”，也不是聚德小区的人。他站出来反对区伯，只是因为看不惯他不接受质疑。

他在给记者的私信中写道：“揭露他所有一切不是我，是聚德（小区）正反两方面人干的，一句话说到底聚德水很深，我站在第三人角度说一句公道话：正反两方都是为了各自利益而斗。” ——而这些，是双方都不愿意提起的话题。

在这场监督者与监督者的战争中，区伯的反对者们宣称找到了很多证据。比如，区伯早年曾经坐牢；比如，区伯常去酒楼喝茶；比如，他和老婆的离婚不离床；比如，在官方的信访回复中称，他的姐姐并未赡养老人……

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了更“惊人”的发现：区伯的一张残疾证——在这个证件上，写着“区少坤”、“二级精神残疾”，监护人则是他的前妻。他们还从民政局得到另一份信访回复，上写明了区伯领证的原因是临床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区伯则解释他从未骗保：离婚，是妻子无法承受他监督所带来的压力；坐牢，是因为60年代年轻气盛“为女孩子，打群架”；残疾证，是1990年代街道看他们困难“好心”送过来的。他也拿出广州市精神病医院的病历，试图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上面写着从1986年开始治疗癫痫症。

不过在2012年，区伯还是接到了海珠区民政局的停保通知书，“经调查核实，2006年7月至2012年4月期间，你在申领低保时，瞒报了家庭成员的收入，存在隐瞒实情骗取低保的行为，共计骗取低保金21252元。”

区伯用很夸张的做法改变了官方认定。他穿上一件白衣去广州街头乞讨。在衫上写上4行黑字：“阳光在哪里，无饭吃；公平何处寻，断低保。”不过，在他的反对者眼中，这反而成了区伯带有表演性质的掩饰。

“监督者”和“监督者”间的战火不断升级，最终以区伯的自杀达到战事高峰。

然而，区伯“以死明志”的做法并未打消所有质疑。手上的刀口尚未愈合，他就又有了新的麻烦。他的朋友用他的微博，发起了医药费募捐。但两条募捐备注却引起了新的风波——“1、不会公开账目；2、款项使用区伯有完全支配权。”

有人给区伯打来电话，质问他作为公众人物为何不公开账目。区伯回答“你要是让官员们公开财产，区伯立马公开。”在区伯的逻辑中，公务员的钱是纳税人的，而他募捐的钱属于私人赠予。“你没有捐钱，你有什么权利来问我？”

区伯说他并不想要捐款，只是自杀、自残不属于医保范围，“好心”的院方曾让他“撒谎”说是自己刮伤。他不想骗人，坚持“区伯不撒谎，说假话不是区伯的性格”。

在采访过区伯的记者看来，区伯并非那个理想主义的唐吉可德——他有着监督者的偏执，也有着小市民的现实。

因为外界的质疑和压力，他和媒体提起自己曾几次想过自杀。念头来了，他就看看微博——那些评论和转发，成了让他坚持下去的吗啡。他也曾一条条删去那些骂他的评论。那一天半夜，他干脆突然删掉所有微博，决定不再管公车的事。他还写下遗嘱，推掉了原本定下的采访。

他在病房里哭诉：“媒体把区伯推到了风口浪尖……就像一条船被大浪推到高处”。采访中，他常常会这样哭得像个孩子，挽起袖口，用那件蓝白条纹的病号服擦去眼泪：“区伯很郁闷，很委屈”，“区伯只想做个好人，为什么做好人这么难？”

事实上，反对者并不是反对区伯做好人。连国强也同意区伯举报公车私用，赞同让“民不聊生”变成“官不聊生”。但他也强调，区伯自己作为领取低保的“监督者”，同样有被纳税人监督的义务。

区伯想不通这一点。他质问记者：为何要去采访他的反对者，而不去采访他的支持者。他说，区伯不需要质疑。

他说他不想做名人，别人把他当作名人“这是社会的悲哀”。他也开始为出名痛苦——劳改、低保、残疾证——几十年前的故事，为了监督公权，“把肠子都翻出来了”。他继续毫无掩饰得展示他的痛苦，“都快把区伯弄出精神病了”。

区伯说，如果时间再来一次，他或许不会让自己曝光，而会选择默默进行监督。恢复平静之后，他开始为刚刚的情绪失控道歉：“退一万步讲，即使区伯是精神病，难道就不能监督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