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新疆人的“艰难骑行”

5月8日早上，广西河池市，戴着黑色少数民族花帽的多里昆走到市政府大院门口，探头向里张望。

大院的保安顿时很紧张，眼睛直勾勾盯着多里昆。

多里昆来这是为了在随身带的那个旧笔记本里，盖一个河池共青团的章。这是出发前，他的老家新疆伊宁的团委书记叮嘱他的。过去的一年里，每骑行到一个城市，他就跑到当地共青团办公室盖章，而今已经攒了数百个。

当年出发时，团委书记还曾特意为他张罗了盛大的欢送仪式。仪式上的照片，至今被多里昆粘在笔记本的第一页——照片里，他被鲜花和笑容簇拥，意气风发。

然而，最近几个月，盖章这事变得越来越艰难了。疑惑的保安听完请求后喊来了保安科长，记者上前帮忙交涉，保安科长才同意放行。

通过时，保安小声和记者解释：“昆明和乌鲁木齐的事情出来后，大家对新疆人都很怕。”

走进办公楼，1楼电梯门前，许多人在等待乘梯。身高一米八，高鼻深目，留着络腮胡子的多里昆走过来，原本说笑的人群瞬间沉默。电梯到了，人群自动左右分开——没人愿意和他乘同一趟电梯。

电梯里，多里昆站在墙角，有些暗的灯光打在他轮廓清晰的脸上，“我知道，我是新疆人，他们都怕我，不敢进来。”

那一天，坏情绪一直在困扰多里昆，直到盖完章后回到酒店，看见他那辆宝贝摩托车，他才感觉踏实一些。

已经遍布尘土的二手摩托车上，用红色的不干胶拼出了许多标语，比如“游遍全中国”之类，今年3月昆明事件后，标语多了一条“五十六个民族都是一家人”。 摩托车开在公路上，后座那个破旧音响会放出高音贝的维吾尔族歌曲；车尾的三面红旗迎风招展，露出他父亲的临行赠言——“新疆民族与全国各民族和谐相处”。

这一天距离他出发一周年只差13天，和一年前刚上路时相比，他的骑行已经变得越来越艰难。他很难遇到笑脸，迎接他的更多是躲避、畏惧、拒绝甚至仇视……

一年前，多里昆决定骑行中国，他找到当地团委，团委觉得想法不错，可以宣传民族团结，不但开具了介绍信，还送上国旗、团旗、并支援一部分资金。

刚上路时，他意气风发，各地遇到的汉族朋友对他多很友善，问路求水之类少有阻碍。在大理，一群汉族背包客，还在他本子上写满了祝福话语。

然而，3月1日昆明发生暴恐案后，一切开始发生变化。多里昆很快发现，他成为暴恐的直接受害者：人们不再乐于为他指路；更多招待所开始拒绝他入住；就连警察也开始越发频繁地检查他的证件和行李，“有时候一天会碰上五六次”。

“这些破坏民族团结的人，有一个就得抓一个。”聊到暴恐，多里昆的立场很明确，但有些事仍让他想不明白：“几个人犯下的错，为什么要让所有新疆人负责？”

突然的转变，开始让多里昆的情绪变得紧张。3月22日，湖南长沙，交警肖强在值班室里见到多里昆——他因为违反“禁摩令”，将车骑上橘子洲大桥被交警扣下，“他很紧张，不停重复一样的话，情绪不太好”。

多里昆操着不太流利的汉语，焦虑不安地掏出了几乎所有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资料。那时候，长沙也刚刚发生少数民族商贩砍人事件，一些人开始心存偏见。肖强决定帮帮他。她是湖南红网论坛的版主，也有熟悉的媒体朋友。

红网记者黎鑫在2天后见到了多里昆，“他穿着黑色雨衣，络腮胡子，好像吃了很多苦，精神状态不太好”。见到记者，多里昆挽起他的手，“反反复复说着‘56个民族是一家人’——至少几十遍”。

“湖南是最欢迎我的地方，没见过这样热情的。”多里昆说，媒体的介入让他的骑行变得顺利。在湖南的很多城市，当地网友 “提前10公里就安排接应”，他的住宿、吃饭、盖章都不成问题。

不过，多里昆没能想到，意料之外的麻烦却开始找上门。他开始频繁接到恐吓电话。这些操着维吾尔语的电话，多在晚上6点到凌晨3点响起。“你是个该死的人”，“要干掉你”。多里昆试图表达“56个民族一家亲”的观点，对方不容他解释：“放屁”。

恐吓者开始试图用行动阻止他走下去。在深圳，有人打来电话，表示愿意资助他骑行。他赶到约见地点，却发现对方一行有七八个人，胸口还好像藏着刀。他掉头就跑，自此不敢再随便接陌生电话。

多里昆并不打算放弃，“我是男人，说话要算数”，他觉得只有完成骑行，才能证明自己对祖国的心意。但恐惧仍然会经常在深夜袭来。黎鑫多次接到他的电话，听他念叨着：“我觉得我活不久了”“中央首长知道我的事情吗？”“我已经有儿子了，死了也无所谓了。”

多里昆曾问黎鑫：“如果我死了，你还会记得我吗？”黎鑫向记者转述后，深深叹了一口气，“他是半夜突然问我的，听起来特别伤感”。

“麻烦的事越来越多”。5月8日的5个小时里，多里昆盘腿坐在广西河池的酒店地毯上诉说他的委屈——当然，那更多来自他无力改变的现实。

他骑行在路上的时候，乌鲁木齐火车站发生了爆炸案、广州火车站发生了砍人事件。但对于他来说更麻烦的事情是，在广东肇庆，他弄丢了自己的身份证。

这让他开始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在广西北海，连续被18家旅馆拒绝后，他只能把摩托车停在路边，倚在上面打盹。他始终记得，一家招待所老板在拒绝他后喊着：“新疆人都不是好东西！”

“这句话让我心痛了很久”，多里昆操着并不流利的汉语说。

他说起乌鲁木齐火车站爆炸案发当晚，自己抵达广西崇左。在路上， 4名警察把他请到了派出所。“他们什么都没问，大概看我是个新疆人吧。”几个小时后，身份确认，对方道歉，并安排他在宾馆住宿。

多里昆的父亲在电话里得知此事，急着要赶到广西。“算了，没事。”多里昆安慰着，他知道这与恐怖事件有关，心里却无法平静，“我是来宣传民族团结的，可以原谅他们，但如果换成其他新疆人能理解么？”

在接触过多里昆的记者们看来，多里昆的汉语水平和沟通方式，也容易导致他陷入麻烦。多里昆并不善于介绍自己，遭到拒绝后，往往会变得很烦躁。

记者黎鑫曾经为他设计了一套介绍词，但似乎并没有太大成效——黎鑫还是经常会接到求助电话，电话那头，多是已经很不耐烦的共青团办公人员、民警和旅店老板：“有一次我听到他直接对警察喊‘哎，你来接电话’，毫不客气。这种豪爽，的确容易产生冲突”。

黎鑫开始减少帮助次数，他觉得，多里昆通过自己的方式克服困难，才更有意义。

4月10日，在广东汕尾的一条村路上，多里昆遭遇了一次摩托车翻车，所幸没有受大伤。因为不会写汉语，又想把这场意外记录在本子上，他向路人求助，却发现”他们都跑得特别快”。

最后，一位28岁的年轻小伙子应允了他的请求，草草帮忙写了一行字”2014年4月10日，摩托车翻倒”。

小伙子不算白帮忙，坚持收费10元。

多里昆坦言，他骑行中国，除了宣传民族团结，也有个人目的。

多里昆年轻时行为鲁莽，曾因酒后犯事服刑七年，因在狱中表现良好，2012年，他提前刑满释放回到老家。然而，他发现生活全变了：想找朋友，大家都不愿往来；想做生意，银行也不给贷款。

他想通过这次骑行，证明他是一个有社会公益心的好人。

在广东，他帮助了一名云南流浪汉：带他洗澡、剪头、吃饭、买衣，给他买回家的火车票。流浪汉不敢坐上他的摩托，说“新疆人不好”。多里昆则摊开手掌：“五个手指长短还不一样，新疆有好人也有坏人”——“我是好新疆人”。

“做好人”有时也会让多里昆陷入窘境。5月8日，在广西河池前往柳州的路上，他又“捡”到一名流浪汉。他请对方吃饭，给对方掏钱买车票，自己兜里却只剩下几十块钱。

“钱我自己会想办法，帮了他，我高兴。”他情绪高亢地告诉记者，尽管两天后，他饿到下午3点都没吃上早饭——给摩托车加完油，他全身只剩下两毛钱。

“做好人”并没有给多里昆的旅行带来太多便利。当到了新的地方，麻烦又开始重复。在广西柳州，他再次被警方彻底检查；随后他又被多家旅馆拒绝入住。

“太麻烦了，我气坏了！”5月9日凌晨1点，多里昆用不熟练的汉语在电话里反复嘟囔着，“越来越麻烦了，太不好走了”。

尽管诸多抱怨，多里昆仍然没说出“放弃”两个字。第二天，他又开始重复说起“56个民族一家亲”的愿望。他说起4月底，国家主席习近平到新疆视察，曾经让他兴奋得整晚未眠。

他把看完新闻那夜称为“一年里心里最舒服的晚上”——“（主席）跟我的想法一模一样，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