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的刑期如何确定？

落马高官中，死刑的个案越来越少

　　《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但这已是1997年制定的刑法典。当下的贪腐案中，官员的涉案金额均远超于此，涉案金额达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的官员比比皆是。但贪腐的数额越来越大，适用死刑尤其是死刑立即执行的个案却越来越少，贪官免死或正成为一种趋势。即使像刘志军、陈同海这样被指控金额高达6400万、1.9573亿余元的，也因其良好的认罪和悔罪态度得以保命。

　　虽然法律并没有修改，但有检察系统官员认为，司法上可以尽量控制不判死刑，即把死刑的权利交给司法，这也符合我们国家严控死刑的发展趋势。限制和废止死刑是大势所趋，中国正在进行的死刑改革尤其强调对非暴力犯罪要严格限制、努力减少死刑的适用。因此，在当前的反腐败斗争中，也应当十分慎重地适用死刑，以免陷入严刑峻法的司法误区。

　　有媒体统计发现，近些年的落马高官中，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的不到10%，死缓的为26%，无期徒刑的为14%，而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则高达50%。2000年之后，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高官有5位，他们分别是：胡长清、成克杰、王怀忠、郑筱萸，因贪污受贿的经济犯罪被处以极刑；河南省原副省长吕德彬，因买凶杀妻的暴力犯罪被执行死刑。

给周永康量刑的四个要素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高官贪腐案件刑罚裁量中，不能仅仅看受贿数额的多少，还应当通盘考虑全案的罪中、罪前、罪后各个环节的各种主客观因素综合决定的情节轻重。根据公开报道总结可以发财，目前对于落马高官的量刑的总体趋势是，一般没带命案、贪腐行为没有涉及到重大的民生工程，如医疗卫生等，直接危害人们重大人身安全的，不判死刑立即执行。

　 死刑、死缓一般只适用于“数额特别巨大”，且“情节特别严重”的、确属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无期徒刑主要适用于数额特别巨大，但尚未达到“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这也就不难理解：受贿数额均属“特别巨大”的薄熙来（受贿2044万余元）、刘志军（受贿6400万余元）、郑筱萸（受贿649万余元），为何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死缓和死刑了。

　　薄熙来除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以外，其他情节一般；刘志军具有主动如实交代犯罪事实、配合办案机关追缴赃款、认罪态度好等诸多可以从轻处罚的情节；郑筱萸虽然有坦白部分受贿事实、受贿赃款已退缴情节，但他在担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期间，严重玩忽职守，给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带来了巨大危害，他所具有的酌定从宽情节无法降低案件极其严重的危害程度，不足以从轻处罚。

　　而大量事实证明，态度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刑罚。自首、立功、坦白、悔罪、积极退赃等情节，正成为确定受贿罪是否特别严重、是否适用死刑及是否必须立即执行的重要考量因素。最典型的如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揭发他人重大违法犯罪线索，有重大立功表现，可依法减轻处罚。反之则会有负面效果。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在审查阶段全盘翻供，即使在大量事实和证据面前仍然百般抵赖，最终仍被处以极刑。如实翻供一般不会影响法院量刑，但像王这样的不实翻供往往被有关法院视为是认罪态度较差的表现，在量刑时会予以考虑。

“周永康刑期”背后的真问题

　　“周永康刑期”引发热议固然因为其曾经的特殊地位，但在依法治国进程中，他以及其他一些落马官员的最终下场却有着另一层重要意义。量刑是在对犯罪行为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作出的判断，但现行的量刑操作却存在不小的缺陷。以贪贿犯罪为例，现行《刑法典》的起刑点以及量刑幅度基本上采用刚性的具体数额标准，其他犯罪情节在量刑上基本没有得到体现。且现行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上的量刑数额标准确实不合理，违背罪责刑的内在逻辑。单纯的犯罪数额标准也难以准确、全面地反映贪贿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利于实现刑罚公正。

　　在司法实践中，贪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尤其是500万元以上的，已基本没有量刑数额标准。没有哪一个法官可以告诉我们有期徒刑15年、无期徒刑或死缓的量刑数额标准究竟是多少。由于贪贿10万元以上不再有数额规定，多少数额可判15年、无期或死刑，完全由法官自由裁量。容易造成量刑幅度过大或过小，严重背离罪责刑相统一原则。

　　早在2006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就提出要抓紧制定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犯罪量刑指导意见。但至今没有进展。从司法实践看，当前民众最关注、司法实践中最需要量刑规范的是贪贿犯罪。为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保障刑罚适用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应当尽快出台贪贿犯罪量刑指南，及时对贪贿犯罪适用的量刑档次以及从轻、减轻的数额幅度及其他量刑情节作出详尽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