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俱乐部”揭了谁的短

“俱乐”民生银行的夫人们

　　1月31日凌晨，多家媒体报道称民生银行行长毛晓峰被带走。有媒体引述几位消息人士的说法直接指称，毛晓峰是因令计划一案被查。2002年，毛晓峰“空降”民生银行，出任总行行长办公室副主任。1956年出生的令计划则在1979年进入共青团中央工作。1995年，时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的令计划转入中央办公厅任职。有传闻称或涉及令计划的妻子谷丽萍案件。不过，中国民生银行新闻发言人1月31日表示：此事属毛晓峰个人原因，与民生银行经营无关。也有媒体发文称可能事涉安邦保险野蛮“入侵”一事。

　　有知情人士透露，民生银行内设有“夫人俱乐部”，多位高官夫人只领工资不上班。毛晓峰曾介绍令计划的妻子谷丽萍在民生银行旗下公司民生租赁任职3年。十二届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夫人于丽芳曾长期供职于民生银行，她退休后被聘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说到这，不得不提提YBC：2011年3月2日，由共青团中央倡导发起，以扶持青年成功创业为宗旨的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瀛公益基金会3月2日在北京成立。毛晓峰、谷丽萍等出席了成立仪式。 瀛公益基金会以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英文简称YBC）作为核心项目，为创业青年提供无息、无抵押、无担保的启动资金，并配备一名有经验的创业导师，进行3年陪伴式辅导。令计划的妻子谷丽萍曾任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YBC）的总干事，瀛公益基金会常务会常务副理事长，YBC在成立时，民生银行曾是理事单位。

　　民生银行作为金融机构，为何要设立高官“夫人俱乐部”呢？这些夫人未必是金融界高手，但却能够给民生银行带来极大的帮助。在当今社会，政商之间，通过官员“夫人外交”走上层路线，从而达到利益输送之目的的例子不胜枚举。

“夫人俱乐部”是扭曲体系的缩影

　　在媒体人罗昌平看来，毛晓峰身上存在着特殊的三位一体，即“商人+党员+官员”，在转型未尚完成的中国，这一身份让他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政策支持，但同时也令他陷入另外的困境。这是命运的一次意外转向，如今却也殊途同归，无论官，无论商，又或是官商合体，终究未能逃脱政治轮回的宿命。而民生银行内部的“夫人俱乐部”则是中国金融业如何成为政商同盟的牺牲品的一个缩影。

　　在中国做生意，人际关系成了非常关键的因素，这是国家资本与扭曲政商体系下的必然结果。这种关系的建立不少是通过这些官员的妻儿、亲戚暗度陈仓。除了“安置”夫人们，在内地和香港金融业雇佣官员子女的做法，已经有几十年历史，中国大投行里亦是官后代云集。中金自不用赘述，中银国际1998年之后，很快成为央行银监会领导的“托儿所”。名气稍逊的建银国际，其中以地位稍低的省部级副省级领导人子女居多，近几年积极介入各地政府融资平台业务。这些背景深厚的官员妻儿甚至女婿媳妇，从而成为金融界高薪挖角的对象。目前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阿里巴巴上市的幕后军师姚允仁。姚乃“金家驸马”——第一任特区首长董建华家族的姻亲。阿里巴巴纵然迟迟未有正式委任上市保荐人，但仍能够不动声色地继续推进上市计划，全因获此猛人加盟坐镇，设有阿里巴巴机构融资部。

　　而这种圈子文化也已经渗透到在中国做生意的国际金融公司。“外资投行能否顺利拿下中国国企香港上市项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资投行中国区高管的政府背景。”一位总部在北京的投行高层坦言，通常来说，雇佣一个背景深厚的官员子女担任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或中国区总裁，可能带来数十亿美元的利润回报。当年沸沸扬扬的“摩根大通雇中国高官子女”也已经变相承认了这一惯例。

　　几乎所有角逐中国业务的金融公司都诉诸于这种战术，于是他们就不知不觉地助长了一场发生在中国统治精英内部的不可预知的权力竞赛。为这些银行效力的中国高官妻女仅仅是代理人——他们的丈夫、父亲的地位才是决定达成交易的直接能力。然而即使通过政治影响力从竞争者手中抢的交易，他们的雇主也可能面临不好的结果。如果某位代理人的丈夫（或父亲）因腐败问题而落马，这家公司面临的风险将是无法估量的。

金融界反腐刻不容缓

　　这十年来，以民生和招商为代表的银行，进行了声誉不错的突围。它们不靠垄断存活，没有以政策壁垒形成垄断经营的优势，相反，它们的整个布局都属完全市场竞争行为，因此在公共舆论层面，民生与招行模式较少遭遇病垢。其中民生银行历经近20年磨合，董事会与管理层达成新平衡，公司治理日臻完善，转型战略更加清晰，让人看到了私有化的成果和市场化的力量。然而几乎是所有商人不得不依赖的路径，在做大之后无奈选择与权力结盟。“夫人俱乐部”的出现与其市场化背道离驰。

　　自市场经济风靡，金融势力崛起以来，体制内金融精英的命运从来逃不脱政经轮替的历史周期。或许民生事件不能单纯理解为金融反腐，但是金融界反腐已经刻不容缓。中国的金融业是从计划经济转轨而来，即使发展了几十年到现在，中国金融业仍然没有摆脱政府权力主导的窠臼。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权力不仅对金融市场信用的绝对担保，而且对金融资源分配起到绝对的决定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金融机构的管理层，如果不能与政府权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或有实质意义上的钱权交易，那么或是无法出任管理层，或是这个金融机构根本就无法发展。

　　2014年以来，国内先后已经有了8位行长、董事长级别的银行高层管理者被查，而城市商业银行为“重灾区”。但这应该说是仅仅开始，正如评论所言，陈旧的体制与低效的组织架构，无法应对经济下行和新金融革命的双重冲击，扭曲的政商逻辑更是如蛆附骨，正在耗光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一点点红利，旧体制不死，无法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