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遭强奸丈夫上访被拘，警察去哪了？

没批捕，该怪警方还是检察院？

　先来回顾一下警方对此案的处理流程。

　2014年8月30日，涞源县公安局接到报案，次日下午将冀鹏刑拘。冀鹏羁押期限届满，该案尚未办结，公安局向冀鹏发出监视居住决定书，并将其释放。既然已经认定冀鹏涉嫌强奸，却没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涞源县公安局负责该案侦办的一负责人称，已将该案报涞源县检察院批捕，但涞源县检察院认为证据不足，一直未下通知进行批捕。但涞源县检察院则表示，没有接到该案的批捕申请，究竟谁在撒谎？

　有三个信息将矛头指向警方。第一，毕志新律师表示，报案后警方一直借口证据不足不予查处。警方对冀鹏采取拘留后不该放人时放人了，该报批捕时不报批捕。第二，检察院批捕科明确表示：未见有该案移送至批捕科。“案件会先在登记处登记，然后会递交到我们这儿，如能批捕，我们就会向公安发函，若证据不足，也会下不予批捕或需要其补充侦查等文书。截至目前，我们没有接到该案的批捕申请。”第三，检察院登记处明确答复称没有收到该案的相关批捕申请，“如果申请了，无论是否立案，都应有文书，没有文书，就说明没有递交。”

　 相比于检察院的明确态度，警方则有些含糊其辞。警方相关负责人称，“也有可能是公安局同检察院私下沟通的结果，检察院认为是条件不够批捕，所以公安就没有报批”。检察院称不可能。即使可能，这种说法也存在问题，警方为什么不走正规程序报批而是私下沟通？私下跟谁沟通？这个人有权利同意或否决报批吗？

　 根据《华律网》关于批捕流程的说明。报批需要批准逮捕书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但很显然，检察院并未收到这些材料。是否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由检察长决定，不知道警方所谓的“私下沟通”是否到了这一级别？即使检察院真的未批准，公安机关若认为有错误，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可以看出，未批捕犯罪嫌疑人，以检察院没批准为由是说不过去的。

没批捕，是否因证据难收集？

　 由涞源县公安局制作于2014年12月22日的《起诉意见书》显示，冀鹏涉嫌强奸一案，经依法侦查查明，其以威胁恐吓的方式与曾秀强行发生关系，且“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然而，毕志新夫妇对该份《起诉意见书》并不知情，“我们数不清多少次到公安局问情况了，他们总说没证据。”

　 即使如《起诉意见书》中显示的“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这些证据也主要来自犯罪嫌疑人的有罪陈述。但犯罪嫌疑人也曾表示，“两人都是自愿的”。但问题在于，目前报道中体现的所有控诉、辩驳与认罪证据均来自口头陈述，唯一的证据“扯断的项链”嫌疑人也曾辩驳是“亲吻时弄断的”。以目前的证据来看，即使警方按规定报批了，检察院能否批准逮捕也是个未知数。

　 强奸案不捕率高早已不是个例。雷郎才学者曾在《对26宗不捕强奸案件证据情况的分析和思考》一文中写道：强奸案件一直以来就是审查逮捕中很容易引起事实、证据、法律争议的案件，而且不捕率较高。据统计，2005年我院侦查监督部门办理强奸案件75宗，其中不捕的有14宗；2006年我院侦监部门办理强奸案件51宗，不捕12 宗。

　 不捕原因都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述26件强奸案皆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不捕。证据不足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整宗案件只有被害人陈述这一有罪证据。第二，犯罪嫌疑人都不供认犯罪；第三，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一比一，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各执一词，书证、物证、证人证言等其他证据没有证明力或者证明力微弱。本案虽有嫌疑人有罪供述，但依然只是口头陈述，若翻供，则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曾经犯罪。

仇杀案，警方应承担责任吗？

　 此次实践中，警方是否涉嫌渎职？关于未批捕的讨论上面已经说过，不再赘述。除此之外，警方称向嫌疑人发出监视居住决定书这一环节的执行也存在问题。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监视居住，应当由办案人员提出意见，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决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将监视居住执行通知书送达公安机关执行，并告知公安机关，在执行期间拟批准犯罪嫌疑人离开住处、居所或者会见其他人员的，批准前应征得人民检察院同意。但警方在监视方面显然有疏漏，若采取直接持续监视，在某种程度上此次杀人案是可以避免的。

　 同时，嫌疑人未被批捕，受害人情绪又较为激烈并采取上访等方式讨说法。作为当地公安，是否应针对嫌犯的人身安全保护与受害人的情绪疏导采取一定措施？此项虽无任何硬性规定，但合乎情理之中。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渎职罪中包括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其中一条为，“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警方是否应承担部分责任，官方终会给个说法。但因强奸难定罪导致凶杀，已不是个例。如何防止因仇行凶是公安机关与检察院急需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