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消失幕后故事：清名臣后人的户口迷途

26年过去了，徐家人依然不会忘记那一天——1989年3月9日，刮着黄风的一天，一辆面包车驶出徐家，满载着徐家祖传的字画、书籍等，开往三晋文化研究院。

26年前，经过慎重考虑，徐进伟的姥姥徐惠云同意将家传百年、历经动荡保存下来的297件文物字画全部捐给政府。除2万元文物保管费外，徐惠云惟一的要求是：给孙辈徐进伟和徐金花安排城市户口和正式工作——对那时的农民来说，城市户口象征着"麻雀变凤凰"，正式工作则意味着"金饭碗"。然而，直到1997年老人去世，她都没有看到孙子成为城里人。

从清朝的辉煌，历经晚清、民国直到新中国，徐家传到第五代徐惠云，早已家道中落——膝下是眼盲的女儿，祖上有90岁的老人，丈夫因做伪军入狱20多年。眼看人到晚年，为孙辈和祖先遗产安排一个可靠的去处，成了徐惠云最大的心愿。

上世纪80年代，徐家藏有文物的消息不胫而走，沿海文物商贩也闻风而来。据徐进伟回忆，曾有人提出用价值3、4万元的卡车换一幅元代画家王振鹏的《十鹿图》，徐惠云没有同意——在当时，3、4万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徐家一直有守护祖传文物的传统。民国时，阎锡山出版《松龛先生全集》时想借阅徐批《后汉书》未得，曾作文惋惜。

徐继畬先生给子孙留下遗训：宁卖房卖地，不卖书籍字画。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徐家后人谨遵祖训——在土改、文革中，徐家人用油纸包好文物、深埋地下，才避过动荡；徐惠云的母亲甚至故意到外面借粮"扮穷"；一次，徐家的木器、家具都被翻了出来，幸亏当时的县长知道徐家的历史，才幸免于难。

1988年，徐家的朋友任复兴遇到时任山西省社科院院长刘贯文。刘贯文介绍，省里刚成立了三晋文化研究院，还拨了3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出版《徐继畬集》。而徐家窑洞里发现的徐批《后汉书》、《有不为斋诗之序》手稿等都是最珍贵的原始材料。刘贯文对此极感兴趣，请任复兴作为中间人沟通收购事宜。

出乎意料的是，徐惠云并没有"狮子大开口"，除2万元文物保管费外，提出的唯一要求是：给外孙、孙女安排城市户口和正式工作。

经清点，徐氏文物共33种297件，其中有乾隆诰封其祖父母圣旨、明永乐帝命人套拓的《兰亭群贤图》、元代画家王振鹏的《十鹿图》等。

据任复兴回忆，文物路过忻州市时，一位山西省高官还特意在忻州宾馆观看文物，他仔细验看《十鹿图》、《兰亭真迹》、《同治三年徐继畬七十寿屏》等，看上去"很满意"。据任复兴介绍，此人与刘贯文私交甚笃，并出资支持刘的研究计划。作为徐家委托的中间人，任复兴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在他看来，有高官保驾，徐家提出的捐赠条件不难实现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转非"户口指标很紧俏，管理却粗放，很多干部职工的子弟都在想办法解决户口。徐惠云也孤注一掷，希望用祖传文物为孙辈换一个体面的前程。

任复兴曾劝过徐惠云，与其要户口和工作，不如多要些钱。徐惠云却不同意："钱只是一时的，城市户口和正式工作才是永久的"。

后来，刘贯文的委托人崔正森通知徐家和任复兴，刘贯文和那位山西省高官已经答应徐家的全部条件，徐家这才同意捐出绝大多数文物。按照崔正森等的意见，任复兴以三晋文化研究院的名义给省政府写了一份报告：《关于解决清代三晋名人徐继畬七世孙城市户口的请示报告》，然后以徐惠云名义起草了一份《自愿捐献关于徐继畬的资料的清单》。

文物捐出去后，徐家一家人开始盼着"农转非"。

他们曾经错过一个机会——徐进伟原本姓赵，十几岁才过继到徐家，给徐惠云在抗战中牺牲的兄弟"顶门"。徐家希望，作为烈士后代能得到照顾，换取一份工作。徐进伟有个初中同学就因为是烈士后代，到五台县当了通信员。但因为手续办的迟了，徐家没能如愿。

祖传文物成了最后的筹码。1989年，徐进伟23岁。初中毕业的他十几岁就开始种地，如果没有"路子"，就只能一辈子当农民。

徐惠云为孙子要的不是一般的工作，是公安局、法院、检察院这些系统的"好工作"。"那时候这些地方专业要求并不高，比我文化程度低的，只要有‘人’，就能进去。"徐进伟满心期待着能够成为"公家人"，从此过"天上的日子"。可是，这个希望落空了。

一直到1990年，徐家要求的"户口"和"工作"都因各种"客观原因"没解决。徐惠云给任复兴写信："我家的问题，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解决？当初我就说献东西是为了给两个孩子找工作和户口问题，你们也答应不成问题……"

实际上，徐家把文物捐到了省里，这导致五台县费钱费力修起的纪念馆空空荡荡。县领导一提起此事就恼火，何谈办户口。

1996年，刘贯文领头的《徐继畬集》出版。1997年，徐惠云身患癌症，抱憾去世，未能看到捐赠遗留问题解决。外孙徐进伟已年过三十，结婚生子，没当上城里人，也不再奢望"前途"。

1999年，徐家将三晋文化研究会及其副会长刘贯文告上法庭，要求讨回自家文物。那时候，徐进伟正在太原打工，拉一车石头3毛钱。工友们笑他躺在"金矿"上都不知道。

10年间，任复兴先后30余次向五台县、忻州市、太原市及能在山西省说的上话的"北京老同志"传达徐家诉求，请求疏通。均未果。

如今已满头白发的任复兴感叹：解决户口虽然难，但不至于那么"难"，"归根结底，是当官的不把老百姓当回事，拿走东西就不管了。"

1999年提起诉讼后，徐家的文物被发现散落在刘贯文、崔正森的办公室甚至家中——徐家祖上传承一个世纪的文物，竟落在私人手里，长达10年。

刘贯文则这样回答法官：很多徐家祖传文物的确在他手里。不过，是作研究之用。

该案历经太原市迎泽区法院、太原市中级法院和山西省高级法院审理。太原市中级法院驳回诉讼请求，山西省高级法院维持原判——徐家未能追回文物，户口和工作也沦为一枕黄粱。

在任复兴和徐家看来，案件的审理过程充满矛盾。

2000年4月，案件一审时，三晋文化研究会突然拿出山西省文物局的一份复函，上面写着：文物捐给三晋文化研究会之后，所有权已经转为国家所有，不能再归还给徐惠云及其后人。4天后，国家文物局复函称，同意以上答复意见。

要回文物的请求已被否决，徐家人只能寻求民事补偿。

2001年，文物被鉴定估值。虽由原告出资1000元费用，却由站在"被告"立场的山西省文物局进行鉴定，最终估价7.908万元。在任复兴看来，这个估价"根本就是个笑话"。

而案件由太原迎泽区转向中级法院时，初审法官却向媒体解释："因为这是一起经济价值超过200万元、涉及省级党政要人的大案，超出了本院的管辖范围。"

更令任复兴震惊的是，文物向山西省博物馆移交的过程中，被发现少了近30件，其中包括珍贵的《乾隆四十二年诰封徐继畬曾祖父母圣旨》、徐继畬夫妻及其父母遗像、徐家手书家训等。

受到调查的刘贯文只是给出了简单的说明意见："由于历时已久，其间学术部也有过人员变动，而我年事已高，且健康状况不佳，记忆衰退，虽经查找小组努力查找，至今未能如数找到原件。"

山西省公安厅认为立案依据不足，不予立案。失踪文物至今"下落不明"。最终，2001年，山西省高院向山西省文物局发送司法建议书，建议山西省文物局依国家法律、政策规定，给予徐进伟等合理、适当的经济补偿。

而在徐家看来，不足8万元的补偿显然不合理。

2007年，刘贯文去世后，"三晋研究会"几乎撇清了关系。这场诉讼变成了"烂尾"官司，一拖就是16年。2015年4月，借山西反腐和国内追讨文物之风，徐家再次翻出此事，提出4000万元补偿要求，希望遗留问题得到解决。

五台徐氏世代定居于东冶镇，最初累世力耕而食，明末开始读书做官，清朝成为望族。到徐继畬已经是第十五世，光耀门楣，更放眼世界。

如今，象征徐家辉煌的遗物被堆放在山西省博物馆库房中，换后世孙徐进伟做了一个关于"户口"的黄梁梦。

4月初，五台县东冶镇突然降雪。本来准备去祭拜徐继畬墓，徐进伟却临时找不到车，站在村头，一片迷茫。几公里外的一片荒野中，徐继畬的墓碑上已经字迹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