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无山头却门生遍九州

2002年7月18日，北京京西宾馆，200多位高官学者济济一堂，站在硕大的蛋糕前，齐唱生日快乐歌。

然而，这场生日宴会的主角——彼时90岁高龄的杜润生，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在北京医院中接受大家的祝福。

在提前准备的答谢辞中，杜润生诙谐幽默地写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能活了九十岁”，“我查了一下祖宗三代，都是四十几、六十几就死了，到我这里九十岁了还不死，还得活几年。”

作为中国高级领导干部中权威的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亲身参与了新中国建政后围绕“三农”问题的几乎所有决策，是制定农村改革政策最有影响的核心人物之一。

1913年7月18日，杜润生出生于山西太谷阳邑村。1932年10月他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抗日反帝同盟会和社会科学家联盟，193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派往太行山区加入抗日游击战争，并参与根据地政权建设，担任过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委员、太行行署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他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来投入淮海战役，参与领导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

1949年后，杜润生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中南局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领导中南地区土改工作。他提出分阶段土改的主张，即先普遍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建好农会，再转入分配土地，并提倡下乡参加土改的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获得毛泽东肯定。

此后在邓子恢的领导下，他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提出了从农民小生产的特点出发，稳步推进的农村经济意见。

但随着农村建立合作社的发展势头的盲目激进，俩人受到了毛泽东一次又一次严厉的批评。1955年，毛泽东在合作化问题报告中不点名批评了中央农工部领导“像一个小脚女人”。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和杜润生受到更严厉的批评。

随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遭解散。据原江苏省政协秘书长、江苏省委农工部部长吴镕回忆，中央原计划将杜润生贬到海南岛去工作，后来正好筹建中国科学院，杜润生调去当副秘书长，此后20年与农村工作无缘。

不过，杜润生并没有停止对农村改革的深度思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迫害的杜润生得到平反。

1979年，杜润生出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4年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并一直担任到1989年后这两个机构被撤销。

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是中国农村发生翻天覆地大变化的十年，也是杜润生一生中最为闪耀的十年。

改革前20多年中，中国农村推行的集体经济制度，基本上仿效苏联模式，大锅饭式的生产方式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限制农民的自由贸易，限制自由择业，从而大面积瓦解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土地生产率大幅度降低，国民经济由此跌入崩溃的边缘。

在简单的生存无以为继的情况下，少数农民偷偷进行包产到户试验，个别农民甚至做好了坐牢杀头的准备。

杜润生的努力在这个时候开始彰显。他首先支持万里在安徽的改革行动。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老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的构想。他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

这个建言得到时任副总理姚依林的支持，随后邓小平也终于发话表示赞同。在另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

不过接下来的发展并不顺利。1980年下半年中央召开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很多人对包产到户的提法心存忧虑，不愿意明确支持，甚至还发生了严重争执，会议一时间无法为继。

杜润生、胡耀邦、万里商量对策，杜润生巧妙地改写文件，最终形成后来著名的75号文件。并且在文件的前面加了一段：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文件提出，在那些“三靠”地区，应当允许搞“包产到户”。

这个文件对于农村改革的阶段性突破具有重要意义，它肯定了包产到户在贫困地区的重要作用，承认了群众自由选择的权利，极大地鼓舞了基层的农民群众，支持他们放开手脚进行大胆的改革。“包产到户”因此在全国迅速推开。

一年后的冬天，也就是1981年冬天，杜润生所在的中央农研室根据中央精神起草了一锤定音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胡耀邦说：农村工作的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此后多年，一直到现在，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

2008年12月，董辅礽基金会、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联合起来，将建国以来首届经济学创新奖颁发给了杜润生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

耀眼的灯光中，95岁高龄的杜润生颤颤巍巍地被人扶到主席台上，他已经完全失聪，可是却走到演讲台上讲话，声音苍老，但字字分明。

他说，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经济学创造，他只起到了理论调查和整理的作用，这个奖项应该颁给广大的中国农民。

在推动中国农村改革改革的路上，杜润生的思想、方法、人格魅力和工作指向，吸引和聚合了许多有抱负的年轻人。多年之后，这些年轻人在中国改革之路上留下了诸多“脚印”。

经济学家周其仁曾说：“大概几年前，像我们这些当年有幸在杜老指导下从事过农村研究的人，好像得过一个称号，据说原话是这样的，无非是杜润生的徒子徒孙。不是一个很雅的称号。但是，我今天在这个场合讲，这是一个很了不得的对我们的一个恭维。我是想不到今生今世会有哪个称号像这个称号，能让我们引以自豪。”

曾长期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过的陈锡文、杜鹰、林毅夫、周其仁、翁永曦、王小强、张木生、温铁军等自不必说，1982年，刘源到河南新乡当副县长、翁永曦到安徽凤阳挂职，都面临着农业、农村、农民诸多现实问题的困扰，也都得到过杜老热情耐心的指点和帮助。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刘鹤，当年到美国留学，也是杜老写的推荐信。

从四面八方上山下乡回京的年轻人，在杜润生的指点下，探索着改变中国广袤农村面貌的道路。

当年他们工作的西皇城根南街九号院，也因为出台诸多影响巨大的改革措施而闻名于外。在那个神秘、简朴的院子里，年轻人们毫无顾忌地施展着他们的才能，甚至在不自觉中已经将自己的意见直达高层。

那时，杜润生创造性地在九号院采取了小组制的安排，组是一个局级单位，但是年轻人可以当组长、副组长，局级的老同志可以当组员，各地的这些准备提拔到省级岗位上干部也被安排到组里边跟大家一块搞调查研究，而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所有人发表意见都是没有任何级别概念。

这种机制下，某年春节过后，刚回农研室上班的干部就被叫去听一场汇报，到会议室一看，是刘源、万季飞等人，都是从中央到基层任职的高干子弟，在联络室的蒋中一看来，“他们无所顾忌，敢讲真话，不像地方干部，报喜不报忧。”

对这些桀骜不驯的、自命不凡，充满激情、胸怀天下的年轻人，杜润生不靠封官许愿、物质激励，而是给他们为农民办事、改变现实的机会和平台，引导他们投身改革洪流，在变革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

正是早年这样的经历，翁永曦写出了杜老“无山头却门生遍九州”的联句。

杜润生曾说：“农村改革靠的是一个团队，我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可喜的是，这个团队出了不少人才，但没有出一个腐败分子。”

他不会想到，若干年后，团队成员王岐山，还将成为中共打击贪腐的最高领导者。

在门生眼中，杜润生不轻易表扬，也绝不会批评，只通过你一句我一句的提问，引导人深思下去，毫无架子。

早年和杜润生接触颇多的翁永曦深刻地记得在老师家吃饭的情景。

1980年下夏天某个周末上午，杜润生约他去家里谈事，中午老爷子说：“在我这里吃饭吧。”翁永曦当时纳闷儿，谁做饭啊。没想到老爷子拎一口小锅，拿荞麦面拌水一通搅，然后倾斜着往煮开的水里用筷子一点一点拨，告诉他说：“这叫拨鱼儿，我们山西的农家饭。过去在太行山打仗，后来文革挨斗，我自己弄饭吃，就吃这个，简单。”

还有一次，他随杜老去太原出差，晚上散会后逛小吃街，闻着各种家乡小吃的香味，老爷子不挪步了，“咱们吃一碗吧。”翁永曦拦着说不卫生，老爷子却乐了：“没事，天黑，看不见。”

但在女儿杜霞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个“工作狂”，基本上没有过工作和生活的区别。“父亲桌子上的东西不能动，父亲工作的时候不能吵，父亲的电话不能听，父亲来了客人不能打扰。”杜润生和客人谈事请，也往往是低声的、非常机密，她都不好意思在旁边。

从女儿的角度看，父亲只有和那帮当年一起被打成右派的老朋友们游泳的时候才算真正的放松休息。

甚至在九十大寿宴会上，杜润生仍然牵挂着农村改革。

在致谢辞上，他诉说了心中至今牵挂的“两个悬念。”

“第一个是减少农村人口，组织好人口的转移，如能在本世纪中期，转移出2亿农民，使农民取得完全的国民待遇。现在有9400万人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摆动，有关城市要把这些人安排好。第二个，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全世界的经验，农民必须有个农民协会。我们曾向小平同志建议过，当时他说你们这个意见很重要，我要考虑，看三年，如果三年下来，大家都同意，那时候你再提出来，我一定批。但是到了三年的时候，顾不上这件事。”

“现在我把愿望移交给诸位，我希望十五年内解决这个问题。”

在老人家心中，这他对自己门生最后的嘱托。

注：文中部分资料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