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9期
郭敏翻看双胞胎相册面露笑容
导读近年来,"全面放开二孩"的呼声越来越高。如果独生子女政策中止,"只生一个好的"的历史将就此终结。这对酝酿着二胎梦、即将错过最佳生育年龄的70后无疑雪中送炭。
而出生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大龄“失独者”,孤独终老将或成为多数人的命运。
然而,他们之中也有这样一个极小的群体,以五六十岁的高龄挑战试管婴儿、在本该养老的年龄重新抚育孩子。迟来的“二胎”,于他们而言,更像是一次冒险的自我救赎。
郭敏61岁了,56岁时生下的那对龙凤胎已经5岁。从失去独生子女到挑战试管婴儿,直到生下双胞胎并以微薄之力独自抚养……从2010年出生那天起,她的双胞胎就像电影《楚门秀》的主人公一般,在媒体关注下长大。
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各路媒体走访郭敏居住于北京昌平城中村的出租屋,记录孩子的成长和郭敏抚养孩子的“艰辛并快乐”。
郭敏甚至被媒体树立为照亮其他失独者的灯塔。一个外地媒体曾前来拍摄她的励志故事,激励当地绝望的失独者。
她还经常在夜里12点接到来自失独者的电话,除了倾听对方的失声痛哭之外,郭敏也做不了太多的鼓励,但“我经历过,我能理解他们的感受。”
郭敏家的固定电话几乎成了失独者咨询热线,最多的时候一天有三十几个未接来电——她不可能守着电话,她有严格的日程,工作、外出、家务按部就班,多数精力都用来抚养和照顾好一双儿女。
接受采访也占据了郭敏一定的时间,媒体的关注和社会资助能为她减轻经济负担,而她也希望能帮帮别人,因为“老天爷帮助了我。”
说话的同时,郭敏手头整理着自己兼职会计的账本,眼睛还时不时瞄一眼时钟。周二、周四、周六晚上给孩子吃蒸蛋。下午三点半,准时打蛋。泡橘子水、削苹果,四点出门,五点到幼儿园接孩子放学。
到幼儿园的路正常步行不过十分钟,但郭敏去程要花一小时,顺路捡一捡硬纸板、塑料瓶卖,每周能多增加二十来块钱的收入。
返程也要花半小时——带着一对淘气包穿越人车混杂的马路,通过五光十色的小摊小贩,对郭敏而言就像打仗。
一头白发、身高一米五、只有八十来斤的郭敏弯下腰,几乎是用全身的力气紧紧把两个孩子搂在身边。只要男子脱手,女儿也会跟哥哥一起跑开。郭敏只能大声呵斥。
郭敏不让孩子接触零食,“我不惯他们这个毛病。”一是要多花钱,二来孩子会不好好吃饭。郭敏很自豪,自己粗茶淡饭,两个孩子却蛋奶不断,白白胖胖,比同龄孩子高。
进入城中村,弯过垃圾遍地的小巷,抵达家中——这是位于一栋私人公寓三楼的小单间,带半间厨房和卫生间,每月房租400元,租给外来打工者。
吃完晚饭直到晚上9点半,两个孩子上床睡觉,郭敏真正的工作才开始,戴上老花镜坐在桌前整理账务——她同时为六家小公司担任兼职会计,每家每月两三百元工资,如果白天忙别的事情,晚上就要熬夜到一、两点,第二天一早还要准时起来送孩子去幼儿园。
郭敏的精力让很多年轻母亲都自叹不如。她匆忙的脚步、带着孩子笑骂路过的佝偻身影,已经成为左邻右舍熟悉的风景。
“我还要大干十年,干到70岁。”她说,活到90岁是她的人生目标,因为那时她就能看到两个孩子成家立业了。
郭敏从来没有那么“任性”过——在失去唯一的女儿后,不顾社会和家人的看法,于56岁高龄试管生下一对双胞胎。
这个“50后”一生中都不知道何为个人权益和享受——幼年跟随父母下放再回城。长大后自己又到农村插队、再重新被招回城里成为一家小国企会计。“叫你下放就下放,招你回来就回来。”
1981年有了第一个女儿后,郭敏并不满足于江西老家每月两三百元的工资,想要给女儿最好的生活和教育。
1992年,38岁的郭敏背井离乡下海,放弃19年工龄,独自北上闯荡。她计划大干5年到8年,挣足女儿的教育费用再回去,没想到从此再没回去。
在北京,郭敏成为一家私企的会计,月收入1500元是在老家的3倍。人到中年,郭敏又过上飘荡的生活,住在8人间集体宿舍,从不逛街看电影,衣服全是从老家带出来的,单件不超过50元,一穿20年。
在前夫因长期异地提出离婚后,女儿成了她唯一的寄托——当年离开江西时女儿才上小学五年级,她一直觉得亏欠。
2001年郭敏在北京再婚后,迫不及待将女儿带到北京工作,希望她落个好地方,过上好日子,母女相依为命,从此不再无依无靠。
不料2003年非典爆发,女儿害怕、加上老家人劝说便返回江西,于2005年一个冰冷的夜晚因车祸离开人世。
郭敏至今懊悔,如果不让女儿回去或许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老家晚上没路灯,路上又黑,大卡车看不见人……”只是过个马路,女儿就没了。
“命不好。”这是郭敏和所有失独者共同的哀叹。近几年“同命人”通过网络联系,共同取暖。但在2005年的时候,郭敏只有自己。得知女儿去世的消息是在第二天早上。老家人通知她回乡参加女儿的追悼会,郭敏一下子就昏倒了。
她回忆当时的感受,“除了死,什么也想不到了。”头发也在一夜间变白。
失去女儿后的半年,郭敏朝思暮想,终于下定了决心:再生一个女儿——这是她从没有过的想法。“50后”是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第一代人,城镇国企职工更是从未想过逾矩。
自然生产对50多岁的她已没有希望。绝望中,她看到一则新闻报道——60岁的日本妇女通过试管技术成功产子。
征得丈夫同意后,她决心做胚胎移植手术。由于公立医院挂号紧张,郭敏的手术被排到一年以后。求子心切的她来到了一家收费更高的私立医院。“一进医院我就跪在地上,给医生磕了三个头,我说刘博士求求你帮帮我,我孩子死了,我一定要个小女孩。没有女儿我就活不下去了。”
手术需要8万多元。郭敏不惜倾家荡产,年迈的母亲也借给了她3万元养老钱,郭敏终于凑够了手术费用。
经过身体调理,郭敏做了手术,第一次失败后,第二次。7月酷暑,郭敏专门在医院对面租了个小房间,带张小床、电扇搬进去,三餐从外面订,打针也请赤脚医生上门,10天不动不翻身,终于奇迹般怀上了双胞胎。
她原本只想要一个小女孩,现在又多了个小男孩,给80岁的母亲打电话,老母亲说:“老天爷给的,为什么不要?”
丈夫每月退休工资两千多,郭敏每月一千多,老两口打算用养老金养孩子。雪上加霜的是,2013年,丈夫患上脑梗,住到大儿子家,再也帮不上忙。抚养双胞胎成了郭敏一个人的责任。
失而复得后,5年来,郭敏变身“超人”,很少能睡个整觉,却每天眼睛放光。
幼儿园门口,一双娇嫩的儿女大喊着“妈妈”,扑到干瘦的郭敏怀里时,她脸上的笑容是真正的幸福。
周围投向郭敏的眼光,有羡慕、有同情也有异样的审视。郭敏毫不在乎,她担心的是,自己70岁以后不能工作了怎么办?
郭敏于56岁高龄生下龙凤胎,刷新了北京市的生育年龄上限。她也从5年前就成为媒体聚焦下的公众人物。
她也知道,公众对自己的看法不全是理解和同情,也有质疑:“有些人说我自私,对不起孩子,给社会添麻烦,可我只是想要自己的孩子啊,我也从来没有等着别人帮我养孩子,我也想要自力更生。”
尽管如此,外界资助仍然占据了抚养双胞胎的大部分。他们的衣服、玩具多来自捐赠。就连现在上的幼儿园也是由公益组织资助的——每人每月两千多的费用完全在郭敏收入的上线之外——一千多元退休金,加上兼职工作的一千多元,郭敏的月收入只有三千多。
到现在的幼儿园之前,双胞胎曾在附近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上幼儿园,每人每月400元,尚能承受。农民工学校被关后,在公益组织介入下,郭敏将孩子送进了两街之隔、却天差地别的公立幼儿园。
孩子上了好幼儿园之后,回来会画画了,也会说一些以前不会说的话了。“还是要努力让他们上重点学校啊。”
期待越高,和抚养能力之间的鸿沟也越大。令其他失独者羡慕之余,选择大龄再生的人也必须承担这份不能承受之重。
盛海琳是安徽合肥另一位失独后生下双胞胎的高龄妈妈,退休工资不低,原本可以颐养天年的她也遭遇了失独之痛。2010年,60岁的她通过试管技术诞下一对双胞胎女儿后,每月近万元的支出迫使她再次走回工作岗位。
“累死了,我都快崩溃了。”再次拥有子女让她和丈夫的生活有了希望,却也迫使他们在花甲之年不得不再来一次——挣奶粉钱,将孩子送进好小学、好中学、好大学……
尽管如此,仍然有少数高龄失独父母视再孕为“活下去”的一线希望。曾有十几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高龄失独母亲到郭敏的小出租屋借住,咨询,看望双胞胎以激励自己。通过电话咨询的更有一两百人。
盛海琳也曾介绍失独者做试管,但“目前成功的没有一例”,有的做了7次都不行。试管技术高达20多万的费用也是不低的门槛。
北京失独者群的一位成员告诉搜狐新闻,群里一百多位“同命人”,真正想过再生孩子的只有几个。而大家对是否应该在这么大的年龄再生孩子也有争议,
“真的有这个能力吗?这对孩子负责吗?万一孩子十几岁又成了一个人怎么办?”
听说从民间到官方放开二胎的呼声越来越高,她说:“早点给人家70后放开啊,可别像我们一样,来不及了。”
据卫生部《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估算,中国每年新增7.6万个失独家庭,全国失独家庭超过百万个。人口学家易富贤进一步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推断,中国现有的2.18亿独生子女中,会有1009万人或将在25岁之前离世,1000万家庭或成为“失独家庭”。
曾有失独者形容,独生子女政策下的父母就像走钢丝,而失独者就是从钢丝上掉下来的人……
郭敏总觉得是老天爷帮了她,以后也天无绝人之路。这么多年,孤孤单单,她总算有了“说话的人”,再苦再累,也是自己的选择。
(如有想要联系或帮助郭妈妈的朋友可直接联系:失独的龙凤胎母亲,郭敏15313123327 农业银行 北京北苑家园支行:6228 4800 18234 114678 郭敏
现在孩子五岁,如有6、7…岁男孩女孩儿衣物也可联系捐助,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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