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生政策提案那些事：如何直达高层撼动国策

2007年的全国政协会议，是叶廷芳担任政协委员的最后一年。作为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那一年的两会，将是他最后一次可以向政府发声的机会。

于是，他决定做件更有意义的事情。

“我不愿提些不痛不痒的提案，而要真正尽到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决定是时候浇一浇这块垒了。”

叶廷芳所说的“这块垒”，正是计划生育政策。在当时，“只准生一个”的限制，像戴在所有家庭头顶的紧箍咒，束缚住了人伦和天性。

彼时，“一胎化”政策犹如金科玉律，在“基本国策”的加持下，关于该政策的提案几乎为零。回看过往两会，犹如翻看空白的书页，找不到有关计生政策提案的任何踪迹。

叶廷芳清楚地记得，1979年是一个标志性年份，计划生育政策由鼓励变为强制。1981年3月，负责政策监督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应运而生，并很快跻身国家权力机关行列。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11月写入新修改的《宪法》。

仿佛一夜间，计划生育政策的标语遍布城市农村的大街小巷。从那时起，“该流不流扒屋牵牛”的悲剧时常发生。春晚小品《超生游击队》，正是那个年代人们“想生的只能偷着生”的真实写照。

那时的人口学理论界，政治性大于学术性，很多学者选择主动噤声，而人口学专家梁中堂却执拗地发出反对的声音。

他一直认为，计划生育政策需要调整。1984年，他曾向中央递交《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报告，建议放弃“一胎化”，采用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方案，但最终被否决。

1985年，在他的推动下，国家终于特批在山西省翼城县试点二胎晚育，成为中国人口政策的特区，为人口理论发展开辟了试验田。

1998年，梁中堂当选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本以为这是一个可以阐释自己二胎方案的平台。

但在“基本国策不容置疑”的氛围下，没有人主动提交有关计生政策的提案议案。

2002年任期结束，梁中堂卸任全国政协委员。他遗憾的是，那时的两会上，自己什么也没有做。

在1998年第九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的小组讨论时，梁中堂遇到了叶廷芳。在他的印象中，叶老先生温文尔雅，但两人并没有讨论过有关计生政策的内容。

令他没想到的是，9年后，这位儒雅的学者，成为冲击“一胎化”政策的先行者。

事实上，在叶廷芳心中，早已对“一胎化”政策的合理性存疑。

1992年，叶廷芳与八九名作家共同乘面包车去敦煌。车上聊天时，他谈到独生子女政策的弊端。

立刻爆发一阵哄笑，有人笑着说，叶老还嫌中国人口不太多。叶廷芳不紧不慢，从精神生态、人文视角阐释了独生子女政策的缺点，对方沉默了。一个天津作家脱口而出：“说得有道理。”

经过反复思量，2007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叶廷芳决定放手一搏。“我当时也没考虑政治性风险，自己不是官员，又是无党派人士，不怕会受什么影响。”

参会期间，71岁的叶廷芳利用开会前和会议间隙，在人民大会堂气势雄伟的大厅内穿梭。

幼时的跌伤，让他失去了左臂。他“厚着脸皮”，右手攥着给代表委员看《关于尽快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条例》的提案，请求对方联合签名。

很多人一看标题就皱起了眉头，“建议取消独生子女政策？这是基本国策啊，怎么能提这个？”

叶廷芳说，你先看看我的理由再说。碍于面子，一些人翻了翻，没有签字。最终，四五天下来，28人签名，他们告诉叶廷芳，你说得有道理，我签。

最终，这份29人联合签名的文件，成为两会上第一份敢于冲击“一胎化”政策的提案。

叶廷芳并不是人口学专家，作为德语文学的集大成者，他曾主编翻译《卡夫卡全集》。

要求停止独生子女政策，他并不是从学术角度出发，而是以人伦为考量。他认为，“人伦的缺失必然造成人性的变异。”

“人的感情分亲情、友情、爱情，而叔、伯、姨、舅、姑这是亚亲情。独生政策渐渐把大家庭的人伦关系取消掉了，不但影响了社会人际关系，而且必然冲淡人的情感系统的丰富性，导致人性的变异，从而破坏人的内在精神生态的平衡。”

在他看来，以一胎化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还直接导致了社会人口的老龄化问题。

他提案中说，中国“现在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达1.44亿，占总人口的11%，超过了国际公认的标准”。

在当时，人口学家已经预测，目前中国的结构性“民工荒”到2010年左右开始化为总量性的“民工荒”，近30年来为中国经济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届时就要枯竭。2035年以后过度的人口老化，则可能让中国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崩溃。

提交提案后一个月，叶廷芳得到了国家人口计生委的回复。

对方派车将叶廷芳接到计生委大楼，政策法规司司长和几名处长接待了他。临走时，一名官员拉了拉叶廷芳的衣角，小声地说，“从我个人来讲，我是完全赞成你的观点的。”还有官员偷偷告诉他，在我们收到的所有提案中，这份提案是最有价值的。

7月份，叶廷芳得到一份答复初稿，约五六千字，仍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立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人口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劳动力在‘十一五’、十‘十二五’甚至‘十三五’都是供大于求，人口还处于不能松动的时候，不能接受叶廷芳的意见放开二胎。”

虽然是29人的联名提案，但答复初稿只发给了叶廷芳。由于不同意答复内容，叶廷芳写了四五千字反驳，希望他们再给一个满意的答复。

当年3月3日，全国政协大会发言人吴建民今年在答记者问时曾表示，有关部门正在考虑是否调整现有人口政策。但两天后，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澄清，“计划生育是中国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不能动摇，只能稳定。”

“我知道他们不可能接受我们的提案，我搞这个提案就是让他们有所震动，告诉他们民间各个阶层对这个政策有不满意的地方。后来通过网络他们也应该知道群众反响很大，这个提案在网上是得票最高的提案。”叶廷芳说。

之后的正式回复，每个人都收到了一份。叶廷芳觉得，计生委对待此提案比一般提案要认真一些，“10年中我至少提过30个提案，这一次是办的最认真的，尽管结果不是圆满的，但还是正式走了程序。”

但他也知道，两次答复后，《关于尽快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条例》提案的使命就结束了。

“我再反驳也没用，我知道这是国家的政策，计生委不能松口。”叶廷芳说，“但要用自己的笔做出些真正对社会有好处的事情，这才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叶廷芳提案”犹如泄洪的闸口，宣泄了一代人的愤懑与委屈。

从那之后，独生子女的弊端不断被提及，失独家庭的悲剧常常见诸报端，计生官员渐渐异化为恶魔与罪恶的化身。

“一胎化”政策被人们早早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卸任全国政协委员后，叶廷芳仍然记挂着呼吁调整计划生育政策。

2007年，他与来自清华大学的委员王名同在31组，那时，对方建议叶廷芳把提案写成大会书面发言，一般提案都是口头发言，书面发言要印发给领导和每个委员，这样影响力就大了。最终，叶廷芳的提案以大会发言的形式印了4400份。

叶廷芳告诉王名，我现在已经做不了了，你们要能做的话，就继续提。就这样，王名接过了呼吁放开二胎的接力棒。

王名曾回忆，“叶、高两位委员都是知名学者，他们比我还年高，但我们与他们二人相谈甚笃，对时弊有着同样的义愤与针砭，对改革有着同样的热望与呼唤。”

经过一年多准备，2010年“两会”期间，王名与同为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刘大钧联合提出提案：《关于放开二胎、调整我国人口政策建议案》。

之后每年三月开会，王名都要与叶廷芳聚一次，互通信息。十一届政协期间，王名和刘大均多次联名提交关于取消‘一胎化’的提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众多的支持。

从一开始提放开二胎，到取消一胎化，到全面放开生育，再到取消限制、鼓励生育，王名对于计划生育的提案连续提了6年。

对王名的提案，国家计生委最开始的答复斩钉截铁：基本国策，不容改变。王名当时表示，那就继续提，一直提到改变为止。

渐渐的，国家计生委后来答复变为“中央没有改变，我们没有办法”，再后来，变为“有重要的启发，我们将认真研究”。

王名认为，政策调整的过程中实际上有几种力量在推动，一个是人口学界的专家，还有就是民间推动者，另外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来源来自网民和社会。

2012年，他随机统计了网友留下的3000多份评论，让他很吃惊的是，3000多条评论99%以上都是支持他的。

“这个提案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很强的震撼也好，或者从正面来讲是一种激励也好，得到了社会强烈的反响。我觉得这个事情必须坚持下去。”

王名曾表示，“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想法，就是要通过政协委员这样一个平台把它转换成对政策的一种压力，在一定意义上，政协在现行体制下是很重要的一种机制。”

王名很认同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的观点——政协是发声的地方。“这个发声的地方，你就要不断地发出声音，至于这个声音什么时候能够改变政策，它有一个过程。”

在2013年，这呼吁取消一胎化政策的种子，终于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