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号贩子后 专家号会容易挂吗？

号贩子是优质医疗稀缺的结果 不是原因

　　我们常说看病难，挂号难，但这并非全貌。普通医院挂号没那么难，甚至大医院的普通科室挂号也没那么难，真正难的是大医院的特色科室。比如宣武医院神经内科是特色科室，专家号一被放出就会迅速被约满，而宣武医院骨科的号源充足；又比如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专家号难挂，而心脑血管科的号源充足。

　 北京市卫计委统计显示，北京市预约挂号统一平台提供号源的整体预约率不到30％，也就是约70％以上的号源并未约出，其中大多是普通号和一些专科号。号源全部约满的情况集中出现在知名医院知名科室的专家号上，以及一些长期缺乏医生人手的科室，例如儿科。挂号难体现为结构性挂号难。

　 也就是说，大面积来看，不是缺医疗资源，而是缺优质的医疗资源，部分领域缺医疗资源。但如同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主治医师“烧伤超人阿宝”所说：“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年代，任何一个行业，最顶尖的人才永远是供不应求的或者说是永远短缺的。”以教育为例，全国大大小小高校林立，我们并不缺学校，但211、985就那么几所，而全国有名的大学更是屈指可数，这就是优质资源稀缺。医疗资源稀缺有解，但优质医疗资源永远都是稀缺的。

　 优质医疗资源稀缺与人们生病都想看大医院名的大夫的心里凑在一起，造成了庞大并得不到满足的需求。号贩子正是这种需求的产物。

　 中国青年报曾做过一项调查显示， 46.0%的受访者曾从号贩子手中买过专家号、51.5%的受访者表示是“病情紧急，迫切需要”、46.6%的受访者是“通过正规渠道挂不上号”、20.2%的受访者表示“排队麻烦费时，花钱买方便”。

　 “病情紧急”和嫌“排队麻烦”又需要看病的人，都需要一个别的渠道，但目前并没有这样的正规渠道，号贩子则填了这个缺。经过持续的严厉打击，目前号贩子所能采取的抢号方式，基本已只剩提早排队一种。可以说，号贩子付出时间成本来换取买号者得价格成本。也有人说，在某种程度上，号贩子发现了医生的真正价值。

医生值钱却让号贩子赚了 是医疗价格不合理

　　医疗行业中，代表着顶尖水平与级别的是院士，然而一家医院特需门诊院士的挂号费也只有300元。由于国家对医疗价格的管控，目前大多数优质的专家挂号费都是几块钱甚至十几块钱。但培养一个医生，至少需要五年本科，三年研究生，也有不少医院的入院门槛即是博士，也就是说，培养一个医生短则八年长则十年甚至更久。当价值昂贵的商品被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的时候，必然极度供不应求，哄抢一空，黑市也就是号贩子就会出现。

　 门诊价格过于低，也导致很多公立医院只能靠药费检查费弥补运行开支。医院确实属于政府财政的支持范畴，但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饶克勤说，政府投入名义上能够保障医务人员的工资，但多年以来财政对医院的投入占医院收入的8%左右，对绝大多数医院来说，财政投入仅够满足离退休人员的工资开销。

　 诊疗价格不合理也造成了部分诊疗的偏向性。一名产科医生曾告诉记者：“对我们医院来说，做剖宫产手术是不赚钱的，整个手术过程包括麻醉师、护士、医生、助产士总共需要十几个人，但是只有1000元的手术费。”手术费过低导致产科入不敷出，但这一手术能让麻醉科、耗材科等部门赚钱，总体上增加了医院收入。“各医院的情况基本如此，所以目前国内剖宫产率飙升，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而顺产率节节下降。”

　 近十年才能培养一个医生，所得到的报酬却并不能与之匹配，本就稀缺的优质医生资源会因此更稀缺。如果没有人愿意当医生，更别提好医生。

按照市场经济走 未必会让穷人更看不起病

　　让市场决定医院定价，不免让人担心，看不起病的人会否更加看不起，这种情况未必会存在。谈到诊疗费过于低，不少人一定会诟病检查费、药费、买号贩子的号费高啊，这是事实。很多商品也是这样，表面看起来便宜，一旦进去后还有更多的费用要交，总体价格反而更高。

　 美国看病贵世界有名，无论挂号费、检查费、手术费还是治疗费，都是国内十几甚至几十倍以上，但很少见到美国人喊看病贵。因为这些费用都在明面上，并且是医保涵盖的，可以报销一大部分。国内看病则不然，虽然专家号只要十几块，但挂不上。无论是找黄牛还是找熟人，都得额外花出去好几百，这些钱则是隐性支出，医保无从报销。假设一个上千元的号，医保报销了70%，病人只需要再掏几百元；但价格是几十元的号，被号贩子吵到上千元，病人则是实打实地掏了千元。

　 与诊疗价格提高并行的，是取消药品加成。2012年9月1日起，北京市在友谊医院和朝阳医院试点，将5元、7元、9元、14元的挂号诊疗费改为服务费，按医师职级确定为42元、60元、80元、100元，医保报销每人次40元。同时取消15%的药品加成，加大政府补助力度。结果发现，医保患者每次就诊药费下降三成；病人主动流向普通门诊；专家挂号量减少，每次给患者就诊的时间提高到16分钟。

让“价高者得”和“辛苦者得”同时存在

　　按照市场经济制定门诊价格，符合经济学规律，是一种“价高者得”的公平。但医疗是特殊商品，即使我们预测不会出现过于暴涨的价格，但谁都不敢打包票。完全按照市场经济无疑会让人产生最优质资源都被富人拿走的忧虑，生命价值和生命机遇的不公很难让大多数人接受。

　 对于优质医疗资源的分配方式也未必是非此即彼的。若按照市场价值定价，无疑是一种“高价者得”的公平；而目前的彻夜排队，则是“辛苦者得”的公平。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需求，这二者未必不能同时满足。以北京儿童医院为例，设有普通门诊、特需门诊、和国际部，特需门诊的费用需要二三百元，国际部则更高，愿意付出高价者可以去国际部，愿意付出时间者则可以在普通门诊排队拿号。私立医院放开定价机制，也是对两种分配方式的平衡。

　 “高价者得”和“辛苦者得”同时存在是一种公平，当这种公平发展到一个均衡的状态，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需要，手机里号贩子的电话，也许就可以删掉了。而如今需求得不到满足，就必然会有号贩子“见缝插针”。卫计委曾表态对号贩子“零容忍”，但在“零容忍”之下，号贩子仍然禁而不绝，甚至肆意妄为。例如此次事件中，号贩子因被指出插队、被拍照而砸了女孩的手机，并当众威胁，这种行为不可接受。供需关系与价格体制的现状下，一味苛责有关部门打击不力没有意义，但为何会出现公然挑衅社会正义的行为仍需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