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间的“慰问式外交”

近年来中日高层鲜有公开互动

　　2012 年秋钓鱼岛争端的激化在中日间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安全危机，中日两国一度走到了军事冲突的边缘。2014 年底，经过艰苦努力，中日双方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两国关系走出最危险的阶段，开始趋向稳定与改善。进入 2015 年后，中日关系缓和与改善的趋势在继续发展，进入了不温不火的状态，但中日高层几年来鲜有公开互动和互访。

　　习近平上任国家主席以来，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仅有过两次会面。2014年11月10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应约会见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5年4月22日，习近平在雅加达会见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中日关系交换意见。中日关系受习近平与安倍先后两次会谈的推动，呈现出改善趋势，但中国对于安倍政权的对待历史的态度和安保政策仍存在疑虑。

　　有意思的是，虽然中日高层之间的互动一度冻结，但在灾难面前中日高层的外交表现近乎一致。2013年4月2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四川雅安地震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慰问电，并表示日本已准备好提供最大限度的帮助。今年4月18日，习近平也就日本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向日本天皇明仁致电表示慰问。

　　鉴于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的关系，2013年后的中日民间往来依然频繁，中日旅游业非常繁荣，中日友好交流中类似于“日本电影周”的活动受到了中日两国人民的欢迎。另外，除了官方和民间之外的“第三轨道”特使，也成为了中日两国交流的纽带。2014年7月，与中国具有广泛沟通渠道的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访华，习近平与福田举行了会谈，就习近平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会晤进行了事前协调。

中日“政冷经热”态势出现变化

　　以2012年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试图将钓鱼岛“国有化”为标志，中日两国关系进入了新时期，在新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日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首先，随着中日双方对于钓鱼岛“搁置争议”的默契被打破，两国围绕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不断升温。由于领土主权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基本上无法通过双赢和非排他的合作方式来解决，钓鱼岛归属的争议加大了新时期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其次，2012年“购岛风波”后，日本政府在历史认知上大踏步倒退，动摇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使日本与包括中国在内受害国的历史认知交锋不断加剧。再次，中日经贸关系也不断恶化，“政冷经热”态势出现变化，“购岛风波”后双方贸易额下滑，国民相互间好感度下降，旅游业受到很大冲击。最后，中日安全与外交关系的对抗性不断增加。2014年7月1日，安倍政府正式解禁集体自卫权，并积极推行“地球仪外交”，意在遏制中国；中国政府则针对性地重组国家海洋局，在钓鱼岛海域建立常态化巡航制度、行使执法权，宣示钓鱼岛主权，中日关系对抗性加剧。

　　新时期中日关系的变化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尽管美国是东北亚的域外大国，但它对该地区的国际关系影响巨大，正是看到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矛头直指中国，因此日本以此为契机，积极寻找其国家战略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最佳契合点，打造适应美国战略的日本角色，为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普通国家”的政治夙愿埋下注脚。

　　2015年，超过500万中国游客访问了日本，他们在日本的购物费用大致超过了1万亿日元。中日民间的交往盛况空前，但中日关系却依旧不能走出不温不火的状态。500万中国游客在日本每天读的报纸是在强调“牵制中国”，在传播各种厌华消息，打开电视看到的是安倍内阁要派海上自卫队去南海巡航的直播。来中国访问的日本游客，可能要面对中国的抗日电视剧，特别是电视剧中的日本军官说的那些日本人听不懂的“日语”。一种巨大的尴尬还是笼罩在中日两国之间，民间交流并不能完全改变这种尴尬局面。

　　此外，中国崛起与日本相对衰落也引起中日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经济上，中国的改革开放释放了强大的经济动能，中国经济呈现出几何级的增长，而日本经济则处于持续低迷态势，复苏乏力；在军费方面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2013年中国军费开支为1880亿美元，同期日本军费开支为486亿美元，相当于日本的4倍。而日本国家战略的新变化同样不容忽视。自“购岛风波”以来，日本摆脱“战后体制”力度加大，意图成为具有“领导地位的国家”。为实现这一战略，日本以美日同盟为基础，积极筹划亚太外交布局，以达到围堵遏制中国，壮大日本的目的。

　　结合上述分析，中日关系未来的发展可能有三个特点。首先，美国因素将长期影响中日关系走势。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在世界各个地区都拥有广泛的利益和涉足理由，但是必须认识到，美日在对华立场并不总是一致，这也为中国留下外交运作的空间。其次，中日安全关系将长期维持对立态势，这将成为中日关系的新常态，由于日本政府背弃搁置争议的共识，否认钓鱼岛主权争议，使领土主权争议成为中日冲突的潜在爆发点。再次，经贸合作对两国关系的护持作用有限。虽然短期内，基于产业互补性，中日经贸“转冷”但却不至于“冰冻”，但是经济依赖关系对于中日政治关系踏入良性通道不具有决定性，“政治反作用”对中日经济关系的影响将越来越大。

慰问式外交为中日关系提供缓冲空间

　 纵观中日两国交往历史可以发现，慰问式的“灾难外交”是两国僵局时期的缓和前奏。应对灾害危机的外交互动虽然不同于传统和常规的国际政治议题具有明显的双边和多边博弈色彩，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各方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理性决策。中、日两国政府在汶川大地震后的灾害危化应对中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国家利益的理性考量的结果。

　 汶川大地震后，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情感迅速升温，中日双方通过对灾害危机的应对增进了相互认识，尤其是日本人民重塑了中国、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认识，在接收中国人民善意的同时重拾了对中日友好的信心，中日关系的发展呈现出进一步发展态势。虽然中日关系存在的问题并未得到实质性的解决，但在汶川大地震的危机应对中，双方增进了相互认同，中日互利互惠关系得到加强和巩固，为中日合作开辟了新的渠道，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在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前，中日关系正陷入继2005年后的又一次僵局。2010年，伴随着日本民主党首相易人，中日关系经历了明显的“上暖下寒”现象。东日本大地震给陷入僵局的中日关系带来了转机，为两国首脑互动打开了窗口。从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11年5月赴日参加中日韩首脑会议的行程安排可看出，在抵日本后不顾余震不断的危险和核泄漏的威胁直接前往受灾最为严重的宫城县和福岛县考察探望灾民，慰问受灾民众的关切之也，传递中方善意的恳切之情，增进中日友好的真切之意可见一斑。在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温家宝直言来灾区看望日本民众，是为了直接表达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慰问。

　 观察当时的中日关系波动可发现，经济的密切联系已渐渐失去了对两国关系发展的推动力，而媒体报道所引导的舆论走向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明显，温家宝对日本灾区的访问得到了日本媒体的正面报道和评价，这无疑为与时任日本首相菅直人会晤的顺利进行带来了积极作用。可以说温家宝当时的日本之行，既实现了表达中国人民友谊之初衷，又为修复中日关系做出了实质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