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范围“血荒” 要怪血贩子吗

季节性“血荒”？

　　今年2月下旬，媒体报道，春节长假过后，多地医院临床手术量激增，用血量也随之上升，血库储存量出现紧张局面，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A型血和O型血的库存跌破警戒线的情况。血库告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春节前后献血人员大幅减少。

　 目前中国血站的库存血液全部来自无偿献血，而献血的主要渠道就是街头采血点（献血屋或献血车）。街头流动人口的多少，直接影响到一座城市的总体采血量。以北京某繁华地段采血点为例，据统计，天气好的时候，每天会有100人左右献血。若碰上雨雪、刮风等恶劣天气，献血人数会骤降一半多。遇到“五一”、“十一”等节假日，人流量增加，每天献血人数能达到300人以上。而在寒冷的冬季，街上行人普遍减少之际，以及外地人大量返乡的春节期间，采血点自然也就门可罗雀，这就是所谓的季节性“血荒”。

　 导致季节性“血荒”的根源，是献血人群的单一。本世纪初，由于大部分地区先后取消了给各单位下发的摊派性献血指标，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献血人数明显减少，使得在校大中专学生成为献血人群的主力，占比上升到50%左右。除学生以外，农民工也是供血的重要群体。过分依赖这两个季节流动性极强的群体，结果就是当学生寒暑假和农民工春节返乡之际，他们求学和务工所在城市出现采供血不足。

　 街头流动献血比例过高，必然造成献血“靠天吃饭”的现状。与流动采血相比，预约献血更有计划性，效率更高，这种方法也广泛被其他国家所使用。而在当下，中国预约献血还处于起步阶段，所占比例尚不足10%。

献血积极性多方受挫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人口献血率达1-3%才能基本满足本国临床用血需求，而2014年中国大陆人口献血率仅为0.9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4%。低献血率的背后，除了国人的认知不足，比如担心影响身体，对献血不良反应产生恐慌等主观因素导致民众不愿献血，还有很多客观原因，挫伤了民众献血的积极性。

　　首先是献血者的免费用血制度存在弊端。1998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规定无偿献血者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临床用血时免缴血液采集、储存、分离、检验等费用。这一规定在实施之初，极大地减轻了无偿献血个人及家庭（特别是未加入医保的群体）的医疗负担，因而也可以充分调动公民献血的积极性。但随着医保体系的逐渐普及，与免费用血制度相交叉，临床用血费用属于可报销的范围，后者的优越性就难以体现了。同时，由于目前献血主力是跨区域流动性极强的大中专学生、现役军人和农民工群体，当他们需要享受免费用血优惠时，可能已经因为毕业、退伍等原因而离开献血所在地，要报销相关费用，必须经过繁琐的异地审核，这些都严重影响到献血者的积极性。

　　其次，相关负面事件，也给公众的献血热情泼了冷水。比如“艾滋病村”、“血浆浇花”、“郭美美微博炫富”、“高薪血站”等等，都极大地刺激了公众的敏感神经，种种消极情绪最终都转化为对公益和医疗机构的不信任。从2010年夏秋时节开始——按照往年情势，这正是献血旺季——全国多个地方陆续出现用血紧张局面。当时央视分析称，出现这一情况的主因正是民众的信任危机。“郭美美微博炫富”事件发生在2011年6月，当年九、十月份，同样是采血旺季，北京采血量比往年同期下降了30%-40%。

　　公信力是公益事业的生命线，信息透明公开，是获取信任的基础。在献血这件事情上，长期以来最为社会所诟病、让公众想不通的是：献血免费，用血却要收费。虽然卫生部门一再强调，血站不存在用无偿献血盈利，虽然采集、储存、分离、检验血液的“成本费用”来自国家统一标准（2005年卫生部和国家发改委下发的《关于调整公民临床用血收费标准的通知》），但相关费用标准是如何计算得来，仍然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依据，在这样的情况下，公众很难不产生医疗机构“卖血获利”的想象。

医疗用血需求矛盾

　 一方面是用血需求的增长。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的刘振杰撰文指出，因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生活方式变化，使得威胁国民健康的因素也在增加，除了新发传染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还有大量意外人身伤害。比如随着机动车辆的激增，车祸发生率也迅速上升，往往一起恶性交通事故，一个伤者的用血量就相当于几十个人的献血量。此外，城市人口不断膨胀，在建筑、加工等安全系数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发生安全事故的风险也较高，事发之后就近救治，也必然造成所在地的供血紧张。

　 医疗用血需求矛盾，还体现在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目前“血荒”主要发生在大城市，因为优质卫生资源主要集中在地市级以上的大城市，基层患者都往市级医院拥挤，市县患者往省会城市拥挤，各地方患者往北京拥挤，结果就是中小城市采血多用血少，大城市采血少用血多（相对而言），北京用血需求全国最大。当然，北京作为首都，供血相对充足，“血荒”最严重的，是以各省会为主的大中城市。

　 在迅速增加的用血量中，还存在一部分不容忽视的“不合理”需求。有媒体指出，在临床用血中，血液滥用现象也比较严重，比如把输血当安慰剂，即部分医生会为了给危重症晚期患者一些心理安慰而输血。还有一些轻度疾病患者，为增强身体素质而通过“走后门”等方式，要求医生为自己输“营养血”。据专家介绍，血液过度使用的情况在全国各地医院存在比例约为20%到40%。实际上这两种用血不但没有科学依据，操作不当还会危害健康。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医生在手术后，为了保险起见，对失血量不大的病人也使用输血治疗。但相关研究已经表明，在600毫升以内的失血，并没有必要输血。

解决“血荒” 重在立信

　 面对供血紧张，“互助献血”成为权宜之计。《献血法》第十五条规定：为保障公民临床急救用血需要，国家提倡并指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储血，动员家庭、亲友、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互助献血。虽然只是“提倡”和“指导”，然而在实际操作当中，医疗机构为了“开源”，往往将其变成强制要求。即使是献血者的家属在需要用血时，也会被要求再次献血。如果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献血，就必须支付数倍于献血“成本费用”的“互助金”。在这样的情况下，求助于“血贩子”就成了最现实的选择。根据规定，互助献血应该由医生审核互助献血成员之间的关系，但在实际中，医生包括医疗机构甚至血液中心都没有能力去审核献血者与用血者之间的关系，这就给血贩子留出了空子。血贩子的“趁虚而入”，也让“互助献血”遇到了道德和法律双重困境。

　 在媒体曝光“血贩子”的暴利生意之后，或许又将有一场针对他们的专项整治，但这种治理思维就像单纯打击号贩子而不优化医疗资源配置一样，是“头痛医头”。“开源节流”的呼吁，在“血荒”问题暴露之初就已经发出，如今已是老生常谈。但这两方面的工作，力度显然还是不够，严重偏低的人口献血率和“血荒”之间的矛盾就是证明。

　 有专家指出，虽然中国的血液采供出现了许多问题，但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无偿献血模式仍然要延续下去。因为相比较而言，无偿捐赠的血液管理模式还是要优于市场推动的血液商品经济。比如英国就是一直实行无偿鲜血制，在保证血液有效供给的同时，较好地保障了血液安全。而在美国，无偿献血与有偿卖血并行，结果是血液品质良莠不齐，导致的疾病始终得不到有效控制。日本也有类似经验教训，在二战前，日本实行的是无偿鲜血，战后则是有偿制，结果是战后的血液安全系数远不如战前。瑞士、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都从过去的有偿献血，逐步向无偿献血过渡，最终实现了公民免费用血。

　 各国都曾遇到过民众献血积极性不高的情况，关键在于用制度确保整个血液采供体系的公信力，除了加强管理，提升献血服务体验，简化用血流程等等，同时也要通过有效的宣传，打消公众对于献血的种种不必要的疑虑。而领导干部、公众人物、机关单位公务员的带头示范，就是最好的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