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的辅导班 被忽视的危险

不规范的辅导班、托管班更容易出事

　　2014年10月，四川简阳一名4岁女童在某绘画辅导班接受一对一私教时，遭老师猥亵，下体受伤。2013年8月，南京一名10岁男孩在家附近小区内某补习班上课时，因站姿不稳遭到老师殴打。据调查，那位多次殴打学生的“老师”实为刚毕业尚未就业的大学生，其所在的培训班也并无任何办学资质。

　 当然，这类老师殴打、猥亵学生的极端事件，即使在正规的办学机构也偶有发生，并非校外辅导班独有。对各种辅导班、托管班而言，最大的安全风险源于自身的不规范，比如场所不符合安全要求，饮食卫生不达标，教学、管理人员缺乏专业素质等等，都是导致安全问题的主要因素。

　 就在今年5月21日，大连市长兴岛经济开发区一家商店失火，而该商店二楼就有一家课外辅导班，事发时正有27名小学生在补课。火灾导致其中3名学生死亡，数名学生不同程度受伤。有媒体记者查询涉事“培训学校”的企业工商信息，发现并无相关登记，大连市教育局官网公布的培训学校名单中亦没有发现相关学校的记录。目前此事仍在调查中。

　 2014年7月，黑龙江延寿县某银行家属楼内一个无业居民开办的托管班（该班托管了12名学生）发生安全事故，一名10岁男孩不慎从5楼没有安装防护装置的窗口跌下，当场死亡。2011年 7月，南京市一名7岁女孩在某家“文化艺术培训中心”遭遇横祸，被舞蹈房突然倒下的橱柜砸中，不幸身亡。经调查，该“培训中心”未经过教育局的审批，属于“非法办学”。

　 还是2011年7月，福州闽侯某托管班的三名小学生，从托管班私自跑到江边游泳，不幸发生溺水事故，导致两人溺亡。事后据调查，该托管班系两名在校研究生开办，6名老师也都是在校大学生。当时还有记者对福州市区数家托管班进行走访，发现多数都是无证经营，不少托管机构负责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违规经营。

疑似精神病也能开辅导班，监管漏洞有多大？

　　根据有关政策、法规，义务教育阶段禁止各种机构或个人开办与学校课程相关的补习班，如开办英语、物理、奥数等补习班。但这一规定实际形同虚设，且不说多如牛毛的不正规辅导班，就是那些规模较大、相对正规的民办教育机构，也都在开展中小学课程辅导。原因无需赘言，应试教育之下，有需求就有市场。

　 虽然各地教育主管部门都严禁中小学在学校内部或由学习在外组织学生补课，但对于学生家长主动找的培训班，教育部门就无权干涉了。既然禁不了课外辅导，最现实的办法就是将各种辅导班和才艺兴趣班都纳入民办培训机构的范畴进行管理。依据当前政策规定，办一个正规的辅导班需要哪些手续？教育部门有关人士表示，经过审批的正规民办培训机构需有教育部门核发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民政部门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质监部门的《组织机构代码证》等。教师恤有教师资格证和健康证，给学生提供饮食的托管班还应有餐饮服务许可证和食品卫生许可证。

　 业内人士介绍，“通常个人想开设课外辅导班，要有充裕稳定的办学经费、合理的人力资源配置和不低于300平米的办学场地等……”“消防设施、门窗、楼梯安全以及上下课的看护，都是在检查的范围，有一项不符合规范，都拿不到教育局的《办学许可证》。”如果培训机构具有《办学许可证》，只要发生事故，教育主管部门就负有管理责任。

　 不过，对于遍布居民小区的大大小小的“三无”辅导班，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管也总是“鞭长莫及”。就像前述案例中揭示的，往往是在出事之后才发现他们并没有相关资质。监管的难度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其一，地点隐蔽，很多辅导班就藏身小区民宅内（甚至远在农村，比如此次出事的培训班，就是在原村小代课老师李某的家中），且都不挂招牌；其二，办学规模小，开班时间短，流动性强；其三，家长选择辅导班通常都依据亲友口耳相传，只看重教学质量，绝大部分对教学环境和安全问题都没太放在心上。

　 此外，在教育和工商两大部门之间，还存在一大空当。某地教育局官员表示，对于民办的培训机构，若没有教育部门颁发的办学许可证，将视为违法无证办学，但目前一些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咨询公司、文化公司，则不在教育部门管辖之内，而是归属工商部门管理。然而，对于具有《工商营业执照》的培训机构，据工商部门的说法，目前我国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工商总局并未对“文化培训”的具体经营项目作明确规定，社会办学机构的上级主管单位，主要仍是教育部门。

　 咨询公司的注册条件，远低于正规的民办培训机构。前者只需要最低3万元的注册资金和10平米商业用房，而民办培训机构往往需要数十万元注册资金和数百平米的校舍面积。很多规模较大的民办培训机构，也并非完全符合资质，都在“合理”利用两大主管部门的规则打“组合拳”：总部申请正规办学许可，分校都走咨询公司的路子。

　 而主要针对低龄小学生的托管班情况更加复杂。按理托管班不是教育机构，只管学生吃住，所以教育部门在托管班审批方面没有相关的政策法规依据，而当前工商部门审批项目中也还没有专门针对托管班的业务内容。两大监管部门“踢皮球”，实际使托管班陷入了“三不管“的尴尬境地。大多数托管班要么无照经营，要么打政策的擦边球，注册为“教育咨询公司”或“家政公司”，而在实际运营中，往往是托管加辅导的“全方位”服务。但由于监管主体不明，相关权责不清，发生问题，吃亏的往往是学生家庭。虽然有律师认为，托管班与家长签订了协议，就默认了承担孩子的安全保障义务，这或许为事后追责提供了依据，但如果是发生伤亡事故，人死不能复生，事后追责又有何用？

托管班、辅导班应该怎么办？

　　先说托管班，其之所以会存在，很大原因是学生放学的时间并不是家长下班的时间，在下午到晚上这一段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都无法顾及的“真空时间”，家长综合考虑安全问题和监护问题，把孩子送到托管班似乎是最佳选择。

　 对于托管班的监管，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丁兆增指出，托管涉及教育、卫生、消防、工商等多个部门，目前很难界定托管机构的监管部门。但他认为，既然托管班里的老师有辅导学生，那么教育部门就应该率先承担起责任，随后其他相关部门再配合介入，一同将托管机构监管起来。

　 社会托管机构鱼龙混杂，条件参差不齐，加上监管难以得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守信认为，应当把办托辅班这个工作，交由街道和社区牵头负责，不仅可以保障孩子的饮食卫生条件，场地方面也能改善不少。值得肯定的是，一些社区也确实正在尝试承担托管孩子的责任。黑龙江哈尔滨南岗区某社区联合辖区文化学校开办了公益性质的四点半课堂。四点半学生一放学就来到社区看书、写作业，社区工作人员及文化学校的老师免费为孩子辅导（同时进行监护）。六七点家长们下班后再把孩子接回。

　 在应试教育这个根本游戏规则没有改变之前，对于各种辅导班，不论是培训才艺还是进行课外辅导，都是堵不如疏。其实课外补习也并非中国人的专利，日本也是如此。日本教育界也曾批评补习班对正常教学秩序不利，家中学生负担，但课外补习产业并未因此萎缩，反而不断扩张。日本政府对课外补习的态度也逐渐转变，把政策重心放到了规范管理方面。

　 首先是对课外补习的性质进行明确界定，确定为特殊服务性产业，受经济法规约束。其次加强学生安全保障。2005年底，日本京都发生学生被补习班老师杀害事件，引起社会强烈关注，作为主管部门的经济产业省，随后制定了《补习班儿童安全确保指南》，从交通安全、教师素质、学习环境等单方面作出详细规定。第三是限制学校教师到补习班兼职（这与国内政策如出一辙），主要目的是切断学校与补习机构之间的利益链条，维护教育公平。

　 除了对各类辅导班进行规范管理，让主管部门真正负起监管责任，对一些适合远程教学的科目，利用互联网进行远程辅导，也未尝不可，这一方面可以让学生跳出一个学区或小区的范围，去获取更优质的师资，另外也避免了各种“三无”辅导班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