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记者戴煌逝世：曾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人们认识戴煌，是从一篇通讯开始的。

1952年1月26日，戴煌突然接到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打来的电话，让他尽快赶到141师去采访侦察连文书罗盛教为抢救少年而阵亡的新闻。

那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朝鲜的冬天冰天雪地。没有车辆，戴煌决定骑马前往罗盛教的土墓，上马没多久却被摔下。

不得已，戴煌步行到了墓地，读了罗盛教的日记和书信，访问了崔滢和他的父母乡亲，以及罗盛教生前的战友，写作了《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罗盛教》。

这篇通讯成为了戴煌的代表作，连续多年被收录小学课本，“罗盛教”这个名字也因此在中国家喻户晓。

事实上，戴煌写作的新闻原名是《寺动山下的一座坟墓》，带有很强的文学色彩，为了强调新闻特色，社长特意修改了标题。

“从此之后，我在写作新闻时，也开始注意淡化文学色彩，强调新闻特色。”戴煌回忆。

事实上，从小时候开始，戴煌就对文学兴趣浓厚。父亲是一名中医，一直希望戴煌能够子承父业。1943年，他曾经学习过半年中医，但是一直提不起兴趣，最终放弃。

1947年夏天，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成立，19岁的戴煌成为支社三名记者中年龄最小的随军记者，由此开始了他的新闻之路。

刚开始，三人无从获知重大战役行动的消息，只能分头到基层部队采写点小稿子。8月，三人得到消息解放军要攻打盐城，于是约定深入最前线，观察最前线战士们的战斗作风，真实刻画战士们的作战神态。

在那场战役中，三名记者中年龄最大的胡捷阵亡，而戴煌在跟敌军拼了刺刀后侥幸生还。

从这场战役开始，戴煌开启了战地记者的生涯。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再到和越南奠边府决战，他遭遇大大小小的枪林弹雨不下数十次。

做了一辈子新闻人，戴煌对于新闻的全部理解就是“实事求是，讲真话，讲老实话”。

他一直记得小时读私塾姚荫卿先生写的两句对联：文无论长短贵在精，话不在多少贵在真。

那时，戴煌不到十岁，但这个道理他记了一辈子。

然而，直言不讳的性格，却让戴煌在那段特殊的历史中饱受折磨。

1957年，作为老党员，戴煌向党中央直言进谏，提出反对神话和特权。因此被判刑流放北大荒，命运一落千丈。

在《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一书中，戴煌将北大荒称为“死亡场”。

刚到北大荒时，每个人的口粮定量是每个月100斤。随着“大跃进”在中国的广泛开展和三年自然灾害的来临，口粮定量变为72斤，早晚只能喝稀饭，后期仍不断缩减，逐渐变为63斤，48斤，36斤，最后一直到19斤。而每天所从事的还是同样的劳动。

在劳动中，很多人受伤甚至死亡。戴煌身高1米78，去北大荒之前体重196斤。经过两度浮肿之后，只剩下82斤。

他曾感叹：“在那里呆了两年零8个月，我体重去了一半多，居然还能活着回来，也是万幸。”

1960年冬天，戴煌返回北京，从哈尔滨经牡丹江转车，他已经连天桥都上不去，甚至从月台上火车那两三个台阶，都是由一起同行的两名同志抬着他走上去的。

回北京之后不久，在周围同志的劝说下，戴煌写了《回顾这几年我所走过的道路》，共近10万字，文中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1964年4月23日，戴煌因为 “坚持反党立场”的罪名被开除公职，他开始在北京南苑附近的团河劳改。之后，戴煌去了天津清河农场，1969年又转到山西，在那度过了十几年。

1978年元旦刚过，戴煌在劳改队劳动，左肋受伤，轻轻喘口气都疼得不得了，只好回北京过春节，顺便养伤。之后戴煌没有再回农场，结束了近20年的劳改生涯。

这段命运的波折，同样给戴煌的家人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他的前妻提出离婚，因为经济和其他原因，刚满十个月大的小女儿，在刚刚学会说“爸”的时候，被送给了大连的姨妈。

戴煌原来的工资是每个月150元，他当时负担着一个患有肺病的姐姐的医药费以及多个侄子侄女的学费。到北大荒之后，戴煌的生活费是每个月28元，再也无力负担。

去北大荒前，他卖了一支“派克”钢笔，得了30多元钱买了一些治肺病的药给姐姐寄回去，吃了一个多月。

到北大荒不久，戴煌的姐姐就去世了，那年她34岁。

虽然命运波折，戴煌却幸运地遇到了自己的老伴潘雪媛。

对方原名潘京容，后期戴煌为其改名“潘雪媛”，意为“雪中支援”，以此感谢老伴在他人生最低潮时期对他的支持和帮助。

说起这段相识，戴煌回忆，“当时别人介绍我们认识的时候，我不太同意，毕竟我结过婚有孩子，比人家岁数大这么多，在这方面我还是有封建思想的。而且我是不是能够平反还不知道，将来万一出什么事，让人家一个小姑娘跟你受罪。”

事实上，潘雪媛之前就在新华社看过戴煌的大字报。“我以前看过他写的罗盛教，就觉得他是个好人，这样的人能是大右派？能反革命？我就不相信。后来我姨妈介绍我们认识，我就觉得他很不错。”

相识不久后，戴煌再次被批判。他问潘雪媛，“如果我被逮捕，女儿怎么办？”这个女儿是戴煌跟前妻的女儿，离婚的时候判给了戴煌。

潘雪媛毫不犹豫地说：“我带。”

但是当时组织指出，现在两个人只是恋爱关系不是夫妻关系，潘雪媛没有资格抚养戴煌的女儿。

戴煌打报告结婚。新华社的行政人员劝说戴煌：“老戴，将来如果你平反，像你这样，参加过革命，学过外文的人，将来要把你派到国外做记者的。小潘的文化水平很低，怎么能跟你到国外去？”

而在工厂上班的潘雪媛没有拿到介绍信。那时，新华社的人多次去工厂向领导反映戴煌是个大右派，思想极其反动，一个好好的小姑娘为什么要嫁给大右派，是不是思想也反动？工厂领导坚决不给她开介绍信。

没有办法，戴煌带着自己的介绍信去了民政局。意外的是，当时一位刚刚接班的工作人员居然稀里糊涂地给他们办了结婚证。

戴煌说：“也不知道是因为她看到新华社的介绍信还是她不太懂，反正就是结婚了。”

那年戴煌35岁，而潘雪媛只有23岁。

没买一块糖一尺布，1963年夏末，潘雪媛把她放行李的纸箱子和戴煌在朝鲜时用的行李箱归置在一起，两个人就这么结了婚。

结婚后9个月，戴煌再次劳改，潘雪媛挺着大肚子坚持给他送行。这次劳教以及后来的农场工作，一直持续了14年。

在戴煌被带走的第五天，潘雪媛早产一个月，生下来一名女孩。坐月子期间，她一块肉都没有吃过，只吃了一个鸡蛋。

等到戴煌1978年春节回家的时候，潘雪媛因为长期在工厂遭受压迫精神失常，已经认不出他，在戴煌的照顾下才慢慢恢复。

现在，随着岁月流逝，戴煌又成为潘雪媛照顾对象。

在戴煌写作、接待客人的时候，她会不时提醒他喝水，去洗手间。她总是带着愉快的笑，从脸上已经很难看出那段岁月留下的创伤。

与胡耀邦的一次接触，让戴煌动了为其写一本书的心思。

1979年6月上旬，中纪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胡耀邦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

这次会议，戴煌并没有参加，而是由新华社去现场采访的记者带回材料，交给新华社政治编辑组组长，组长请戴煌根据材料写出新闻。

稿件完成后，新华社将其送到中纪委办公室副书记魏文伯处，魏说这里面有胡耀邦的讲话，应该送给对方看一看，便叫秘书给胡耀邦打电话询问。

胡耀邦马上就说，“好，我也应该看一看。”

当天夜里，新华社值夜班的政治组老编辑赵永西敲开戴煌的家门，说胡耀邦连夜把稿子看了，叫他第二天早晨7点钟到家里去，谈稿件的修改。

第二天一早，戴煌、赵永西和新华社国内部的一个副主任一起去胡耀邦家。

胡耀邦吃了早饭就来和三人谈话。他说，党任何时候都只有一个中心，可是在中纪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又提出一个中心，即大搞四个现代化是中心，整顿党风也是个中心，应该围绕着大搞四个现代化这个中心来大搞党风建设，反对腐败。

随后胡耀邦说：“你能不能把这个修改一下？”

三个人商量了一下，戴煌说，“会议简报和会议材料参加会议的人都看了，散了会这些人带回去，各级也都看了。如果当时在会上讲是两个中心，这个稿子里面只讲一个中心，加上你刚才跟我们说的话，人家就会说，新华社某人乱改稿，这不符合新闻真实性原则”。

他向胡耀邦提出了一个方法：会议新闻归会议新闻，今天在家里讲的话另搞一篇。

戴煌记得，当时胡耀邦觉得颇为难，走来走去考虑。他心里没底，以为对方不高兴了，害怕刚才的一番话伤了对方的面子和自尊。

胡耀邦走了几个来回后停下，“哎，你说得对！干脆会议新闻暂时先不要发了。中南海每周都要开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的例会，今天我要赶快去参加这个会，来不及到中纪委说了。”

“我今天在家里跟你们讲的这些话对中纪委也有参考价值，你能不能到中纪委给我转达一下？”胡耀邦说。

彼时，中纪委的常务副书记是王鹤寿，和戴煌相熟。戴煌于是说：“那可以，我去。”

胡耀邦和三个人一一握手说：“我要赶到中南海开会，以后有什么问题我们多商量。”

胡耀邦的态度打动了戴煌，他觉得对方的人格魅力在党内是少有的，于是就下决心开始积累关于胡耀邦的材料，最终完成了《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

戴煌尊敬胡耀邦，是因为胡对冤假错案的平反，而戴煌本人对冤假错案的关注也从没停过。

逝世前，戴煌身体常有不适，即便如此，每年仍要接待很多找到家里的访民。

他替他们转交材料，为他们的不幸奔走，甚至亲自陪着他们去上访，或为他们联系记者、律师，以求申冤，以求公道。

对这些当事人，他直言感同身受。

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现在的媒体人啊，很复杂，有好的，有胆识，但为数不多，多数人是在混饭吃，在看着上面人的脸色办事。”

“我觉得，媒体应该主持正义，应该按照宪法的精神去讲真话，应该把个人利益摆在次要位置，要有革命的勇气。”

资料来源：《“刺头”戴煌》、《戴煌：“一场阴谋，让讲真话的我变成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