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志安

19年前，我进入媒体，成为一名记者。

我以焦点访谈记者的身份，去江苏某地采访。那里的教师不但要教课，还要负责替乡政府向农民收取三提五统，收不上来，就扣罚工资。

那个年代，乡镇教师工资还没有全国统筹，只能从农民手中收取的税费中支付，而从农民手中收取税费，是乡村两级政权最为头疼的也是矛盾最尖锐的“政治”。江苏某地的乡镇政府，就想到让教师去收取这些税费。

我至今还记得那令人悲伤的一幕。

当我和同事走进村庄时，被数以百计的村民围住，他们每个人手上都拿着材料，他们的遭遇千奇百怪，每个人都想说话，想让我采访他们的遭遇。

我离开村庄时，成群的村民一路长跪在路边，他们的诉求在风中飘荡。

那一刻，我意识到，所谓记者的权利，就是每一位百姓说话，公众能够听到的权利。

多年后，我又一次去江苏的农村采访，见到的景象已经截然不同。三提五统早已取消，农民种地还享有政府补贴。政府引导农民成立合作社，尽量让农民更多分享农产品的溢价。在苏南，城市化的浪潮也在深深影响着农村，各种制度创新比比皆是。短短十几年，江苏的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其实，这不过是我们整个国家飞速发展的缩影。

四十年间，中国的GDP超过了英国，超过了日本。我们有了世界上运营里程最长的高铁，有了世界上最大港口，最长的跨海大桥。农民不再受户籍的限制，可以到任何一个城市打工，可以在城市里落户。我们有了全民医保，有了基本的社会保障。13亿中国人没有成为世界的负担，反而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工厂。中国在经济领域创造的奇迹，令全世界瞠目。

过去，我们被贫困所累，现如今，困扰我们的是堵车和雾霾。过去，农民是忧心于所得被政府拿走，现在，农民计较的是，征地时，能否多分一套房子。富裕的中国依然有难解的问题，依然需要有观念争论，和彼此的妥协。依然需要能够传递普通人声音，让公众聆听真相的媒体。

但我多少有些担心。

近些年来，传统媒体面临双重打击，一方面行政管制越发趋紧，另一方面，新媒体的成长，消融了传统媒体的生存模式。多数传统媒体正在土崩瓦解。

新媒体在野蛮生长，但是，它却没有普遍的采访权利。

自媒体虽然朝气蓬勃，但是，他们有特定的利益，并不是独立的平台。它们的声音，很多时候没有消弭疑虑，而是加剧了分歧。

什么机构可以采访报道？什么是新闻的真实？什么样的采访权利需要保护？什么样的人有权拒绝接受采访？这一切，在今天的中国都没有标准答案。整个媒体行业，在混沌中衰落，很多甚至堕落到骗子的帮凶。

媒体，成了这个高速发展国家被单独甩下来的行业。

越来越多的新闻人离开，越来越多的报纸关门，越来越多的调查类节目停办。

这不是一件好事。

高速发展的中国，依然需要一个健康的媒体。

她需要媒体表达，表达每一个国民的心声。他需要媒体监督，将腐败曝光，让潜规则显形。她需要媒体调查，和司法部门携手，建立更公正的程序。她需讨论和争论，公民的公共意识才可能建立。

所以，身处繁荣时代的中国，我依然还存有一个梦想。

我梦想每一个普通国民可以自由的表达，我们的媒体可以充分报道。

我梦想每个人可以由衷的称赞，也可以对批评畅所欲言。

我梦想每一个想要成为记者的人，只要遵循既定的程序，符合公开的标准，就可以拥有采访的权利。

我梦想，每一个记者正当的报道，能得到社会的认可，法律的保护。

这是我们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逾越的阶段——每个人都成为自由的载体，而不是繁荣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