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人在何处？

　　我又来了，下车的地点和一年前完全相同，甚至怀疑车辙也别无二致的重合。

　　同样的“擂鼓加油站”，字迹斑驳依旧，当时倾斜的柱子已经挺立起来；同样的晕光斜照，不过一晨一夕；同样的补胎铺子，轮胎的排列还是随性而懒散。唯一不同的，就是没看到那只从车坞里钻出的黄狗。

　　如果只是捕捉这一眼间铺陈的画面，仅仅，这是一个波澜不惊的小镇。奇怪的小镇，它坦荡得让人惭愧。没什么好赞颂的，一年前，就是大震之后的第三天，这里的状况平静，使我猝不及防。那时，我意识到这算是一种逃避，对现实的麻木，人和事都傻傻的愣着。而现在，我需要去证明一种假设，这是一种常态，他们（擂鼓的灾民以及他们创造的一切）对于生存态度的常态。

　　愿望

　　我们志愿者团队去年曾在一户黄姓人家借锅替灾民熬药，虽然不确定他是否还记得我，但一下车我就打定主意先找到他。

　　我从坡上走下来，这是一大块相对平整的开阔地，四周环山，但又和山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成片的援建板房有点像现在经过改良之后的大棚，白底蓝边，一律平齐。我来得时候，正是晚饭时间，饭菜的香味弥漫。

　　一个老妇人坐在板房外纳鞋底。“大姐，你好。”我笑着走过去，“请问这个坡下的第一家住户现在还在擂鼓吗？”我指着身后的小土坡问道，坡上的房子不见踪影。

　　“你是谁？找他们干嘛？”生硬的冷漠里还隐约藏着戒备之心，但明显，她认识我要找的人。

　　“我是去年地震刚发生的时候过来帮忙的志愿者，在他家借锅给过往的灾民熬药。”我指指黄家人原来房子的地方，“你当时看见了吗？我们都穿红衣服的。”我甚至想帮她虚拟一个记忆。

　　“哦·····，想起来了，他们就在前面一点····我带你去。”说完扔下鞋底起身。

　　“老黄，有人找。”

　　脸还是那张脸，尖瘦得像长江边的鹅卵石；牙齿统统掉光，这一类人总喜欢用自己光滑的牙龈上下磨蹭，黄大爷就是这样别着嘴走到我面前的。看了大概几秒钟，他居然认出我来，笑着把手要放到我的肩上，为了迁就身高的距离，我俯下身子。他的笑依旧腼腆，嘴唇并不伸展到极致，可整个面颊肌肉却能向任何人传递他由衷的欣慰。

　　黄大爷的老伴也跟着出来了，加上刚才一起过来的老妇人，就坐在大爷家的板房门前聊起来。他家看起来和一般的板房有些区别，下面是砖连着地基，只有顶棚用了统一的材料板。家具还是从老屋拿过来的，我大致有些印象。墙上挂着两块黝黑的腊肉，应该是春节剩下的。

　　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路灯亮了。

　　“一年了，怎么样？日子还顺不？”

　　“好什么好呀？房子没了，新的房子也没见着修。国家拨了款，钱不知道去哪里了？”带我过来的哪个老妇人显得愤愤。

　　“大爷，你们家房子怎么也拆了？上次我来还进去用过厕所呢，修修能用吧？”我问黄大爷。顺手帮他点上一支烟。

　　“国家规定只要裂口多的房子都要拆。”

　　这时候大爷的老伴进屋去，大概几分钟又出来，手里端着一个杯子，走到我跟前，示意我喝水。我作揖，表示感谢，然后接过来径直往嘴里送。水刚到嘴里，我愣了一下：杯子是香的，水，很甜很甜，显然是化的白糖开水。黄婆婆的热情无疑让我在彼时感到局促，我是你们的朋友，为何要在给我盛水的时候先用香皂清洁杯子呢？我放下杯子，再一次作揖。

　　黄婆婆也笑，委婉得使我揪心。

　　“房子是怎么算呢？比如你们原来的房子挺大的，还换一个同样的？那块地是你们的吧？”我接着问道。

　　“是的，拿钱买的。不管你原来房子多大多小，一个人头上30个平方，现在好像又降成25。原本像我们这样房子修得好好的，全部一刀切。”这次是黄婆婆说话了。

　　“我还有田，现在全部变成公家的了。”带路的老妇人说道。

　　“政策的事情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但大家还是想求个公平??????”

　　“近来应该有很多记者来采访过吧，周年祭。”

　　“多得很。但是基本没人可以听到老百姓说什么。一来就被大队的人拉走了。大队还给我们打预防针，说是如果不小心遇到记者，一定拣好的说，这是纪律！”

　　“呵呵，”大伙的情绪在带路妇人的煽动下越来越难以控制，围观的人聚拢过来，“现在还有大队？那还得定期交公粮了？”我紧张到若无其事地扯开话题。结果刚才他对我的防备是由此引起。

　　“这个倒是早就不交了，但是大队书记，队长的权利大得很，我们接受的捐助物资，他愿意怎么分配就怎么分配。”又是一个新加入的，“发的衣服全是小孩的，都发黄了，哎——”她扯着自己的衣裳，“还是穿的自己的。”

　　“对嘛，那天我还看到拉了一车子的东西往河里倒，全部是好的衣服被子。反正不管农民需要不需要，他自己有好的用了，宁愿倒掉也不给你。”又一个乡亲开口了。

　　“那有人分配到自己满意的东西吗？分到好东西的人，是怎么分到的？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吗？”我继续努力湮没自己的想法——记得去年冬天，我所在的社区发起向灾区捐赠物资的活动。一开始，仅仅要求将旧的东西浆洗干净即可，后来，连旧的都不要了，必须是全新的。那些东西流向了哪里？

　　看样子，现在围在我身边的，全是统统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发泄者，全是。那些所谓的得到好东西的人，全都遁掉了？或许，他们就站在我面前，他们只是遁到自己的心里，就像此刻的我，心里藏着不说的秘密。这是一个能够得到宽容的心态：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已。但已经有人在诉苦，要么你跟着抱怨，要么保持缄默，不会有人傻乎乎到说自己得到了什么好东西，谁会来做出头鸟呢？——不能看作是某一个人心怀不轨的煽动，也不是全都受到蛊惑。

　　这是一种欲望，或许。好吧，一种向往。

　　他们驾轻就熟的语气，说不定晚饭过后聚拢到一起发发牢骚，已经成了灾民们常有的娱乐行为，何况今天加入了一个外来人，一个新奇因素更加的具有倾诉欲望。

　　灾后的坦然，已经足以使人钦佩他们的伟大，现如今，他们是最平常不过的平民，就是那最平常的十三亿分之几。一群毁了家园的人，还能要求他们要多少高尚的觉悟呢？

　　这是有距离的，对很多人来说。

　　媒体的渲染固定了他们的形象，更多的观者通过记者的文字和镜头在自己心里创造以一个灾民的整体形象，一个概念化的脸谱，而恰恰忽略他们和自己一样，都是自然人的个体。

　　我也一样，起初是带着观念来了，然后被他们冲个支离破碎。此时，我还不知道，这只算是最初的反差。越到后来，才发现这不过是我预先设定好某种模式的心理框架土崩瓦解的开端。

　　形势变得复杂起来，我不得不起身告辞：说天色不早（真是不早了），得先找到落脚的地方。一面又在黄大爷的帮助下，我得以脱身。大爷送我出门的时候，我悄悄对他说：“明天我再来看您。”

　　“明天到我屋来吃午饭·····”

　　午饭我是不会去的，因为承受不起黄大爷对我的款待。虽说自己认为是朋友，但怎么自己也把距离拉开来？

　　生计

　　第二天再来的时候是中午。

　　远远看见大爷坐在门前一口一口的抽烟。见我来，起身又是笑靥如花。房子里走出一个年轻人，30左右光景。我认得他，是大爷的小儿子。去年还帮我们临时搭葺熬药的炉灶。

　　这次我们坐到了屋里。

　　“黄婆婆呢？”没见着大爷的老伴，我问道。

　　“走绵阳亲戚家去了，今天都不回来。”小黄一面理菜说。

　　“这一年过来还好吧，会因为地震受到太大的影响吗？除了房子，比如挣钱之类的？”

　　“哎呀，主要就是地的问题，都想有自己的地。如果有地，原来我妈养猪，搞点庄家都好，现在没了，啥都弄不成。”小黄拿出烟，分一支给我一支给大爷，“其他的倒没什么多大变化，震前我做活路儿（干事情，指他自己的搬运工工作）现在还是做活路儿。老汉原来在安县煤矿，有点退休金嘛。就是我妈现在没事情干。”小黄的手因常年浸泡在水泥里，看起坚硬无比，甚至有点反光。抽完烟，他总是用这双钳子似的手碾灭烟头。

　　“黄大爷每月能拿多少退休金呢？”

　　黄大爷有点茫然的看着我，显然是因为耳背没听明白。小黄大声的在他耳边重复了一遍。然后笑笑：“我爸都82了，耳朵不好了。”

　　“我一个月1100多。还是够用。”

　　“黄大哥呢？”我问。

　　“反正都是天天算，原来几十块一天。现在搞援建的过来了，每天都有活路儿做，差不多每天也能挣一百多。”

　　“每天挣一百多？比以前还强啊 ??????”我吃惊到忘记适当的掩饰惊讶，“每天工作几小时？今天怎么没去呀？”

　　“昨天晚上回来老汉说你来了，就等你来说会儿话。”小黄笑得憨直：“钱倒是还可以，就是赶得很，晚上十一二点回来，早上五点走，在山那边，要翻这个山，”他指着对面的一座山道，“我们三兄弟都帮别人下水泥，两个哥哥要近点。”

　　“那还是不错，生活挺宽裕的呀。”我笑道。

　　“是，是，自力更生。”一直低头抽烟不说话的黄大爷接过话头，脸上又泛起动人的笑。

　　按常理来说，如果不地震，这一家子的收入怎么样也谈不上贫困，即便现在，也比许许多多大城市的下岗工人宽裕得多。到底是什么，把他们变得开始自怨自艾，甚至从意识里产生了一种卑微受难者的自我认知？而且是在群体的刺激下才迸发出来。今天和我单独谈话的时候，明显和昨天晚上天差地别，——从怀疑腐败，到“自力更生”。这和大城市里普通的居民贯有的那种意识太相似了——我可以称它为“闲话（四川方言里也称小话）”文化吗？

　　我的印象中，他们坚强又具有钝感力。特别在去年大灾当头时，他们很少哭天喊地，基本都是默默的，默默地自发救人，默默地承受创伤。

　　“对以后的生活还有什么想法么？如果地震不来，有离开这里出去闯闯的打算没？”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我可以做任何假设，但是这绝对是很愚蠢的一个。

　　小黄倒也没在意：“从来都没想过出去。龙源（这里是大禹的故乡）脚下，没有谁想离开，地方好得很，气候也好。都想在这里，大家都越来越好，现在只想快点把房子解决了。”

　　“你们对大禹的传说都挺有归宿感。”我笑笑。

　　“对的对的，我们都是祖祖（指大禹）的后代么，都是羌（族）人。”我分明从黄大爷的语气里听到了自豪。

　　······

　　从黄大爷家出来，已近傍晚时分。

　　回到床上躺了会儿，我决定明天去老北川县城看看，而且还和上次一样，从擂鼓走进去。

　　老北川城外

　　上午，我独自出发。

　　一个人的步行有点孤单，身旁不再有队友，没有焦急寻亲的灾民，也没有穿梭的救灾官兵。只有不多的车辆经过，卷起高高的扬尘，我会举起手仅仅捂住口鼻。我享受那样的感觉，物是人非总是叫人惆怅，却也流连。路上还是很洁净，哪怕是去年的时候，路旁也没有人为垃圾。

　　一路上，我的脑子好动极了，一刻不停。当原来的北川收费站闯进我视线，我才发现我到了。“北川收费站”几个字已经被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代替，那是中国电信的。

　　一阵一阵的肠鸣音开始折磨我，我饿了。走进一家打着羌寨风味招牌的餐厅。当然，我一定不会放过和“寨主”聊天的机会。

　　“寨主”是个有点过于珠圆玉润的胖子，是个男人。的确很圆，脑袋，肚子，四肢，胀鼓鼓的，而且还顺势理了个光头。一笑起来，眼睛没了，连上眼皮也突突的鼓出来，两个乒乓球的模样。短袖T恤饱满地将他的身体包裹起来，这是个看起来很喜兴的人，我很难将他套入我心里灾民的模样。

　　“老哥不是本地人吧？”

　　“是呀，羌族人，原来就是县城里头的。我们北川百分之八十都是羌族人。你是来旅游的？”

　　“不，我是去年地震时候过来帮忙的志愿者。当时就在擂鼓加油站那儿，用木板撑起一个平台，主要救助翻山逃难的灾民。现在过来看看。”我实话实说。这时候我要的食物上来了：炒饭和咸菜。

　　“哦，你要进北川去呀？你进去了最好别说你是志愿者，北川人民恨志愿者。”他很诚恳的看着我道，不等我惊讶地开口，他接着说，“地震过后有太多人打着志愿者旗号进去偷东西，还有偷银行，被枪毙都好几个。”

　　“哦，谢谢啊。地震过后你离开这里了吗？”

　　“很多都走了，我没走，又能到哪去？九州体育馆里头十个人一间帐篷，热死人。”说着他下意识用手在耳边扇着，四月末的天气，他居然有点大汗淋漓，“还不如就在旁边扯块布搭个蓬蓬就睡了。”

　　“过得还不错嘛。”我示意了他开起了农家乐，“震前是干什么？底子挺厚的？”

　　“哪里，以前北川有钱人很多。我原来也开羌寨（也就是以羌族风味的菜品为特色的农家乐），不在这里，在北川的一个避暑风景区，比现在这个大多了。房子没了，只有把屋都迁过来。这，楼上就是我屋只有一间，其他的都是客房。”

　　“好像生意不太好做？”我环顾四周没有人，门前也没有停车。

　　“暂时的，”他得意的笑着说，“原来那个地方是风景区。这里马上要搞地震博物馆，要真的成了气候，生意比原来好做得多。你想想，以后，只要外地人来四川旅游，会不到这里？包括外国的。”他胸有成竹。

　　“以后呢？有什么打算？”

　　“还是做这个，熟悉嘛。我准备把它做更大——阆中（古城）给我很大的启发，就一个有钱人的古庄园，能装十几个人的规模，也没什么好看，只要广告到位就能变成一个形成氛围（我想，他的具体意思是文化氛围），成了有名的风景区。羌寨就要这么搞。”听他的宏图大志，其实很欣喜，但是也诧异，我又开始怀疑他的灾民身份。可他的口音却打消我的怀疑。

　　兴许这种怀疑并非对于他的灾民身份，而是对自己固定好的意识。

　　“好像地震倒是没影响到你什么？”又说了一句傻呼呼的话，但是他与黄大爷他们大队的人有太大的差别，我的情绪难以掩饰。

　　“一直不做事也不可能，国家就发了半年的生活费，每天十块，不可能每天就在板房里坐着玩，那吃什么？震都震了，垮也垮了，还能怎样？”

　　我有点语塞，本来我想说一句“你很坚强”然后起身告辞，但是犹豫了一下没说出来。因为这样讲，太煞有介事了，人家倒没觉得怎么着，我找个什么感觉呢？

　　“祝你生意兴隆啊，我得进去了。”我起身付钱准备离开。

　　“慢走，以后常来啊。”他挪动球形的身体送我走出门口。

　　整体上，这里和我印象中变化不大。曾经公路两边的一间间紧邻的救灾帐篷变成了用木板搭建的简陋小隔间。当地的居民在此做些小生意，饭馆，卖纪念品（跟任何一个风景区相似的比如手链，饰物，干果一类，我还在一个卖腊肉的店铺里看见了当年的“风云动物”果子狸的尸体），花店（招牌上是一朵黄色的菊花，旁边写着“深切怀念5.12万物生灵”），等等。本来因为地震凹凸起伏的地面，经过大致修复已经勉强平整。总之一切看起来都再正常不过。真正到要进入老北川县城的地方筑起了围墙，有官兵和警察“双料”执勤。“除非有通行证或者和武警熟识的人才进得去”一位小商贩对我说。

　　我走到离门岗最近的摊点旁，它门前的木板上摆放的商品让我感兴趣，全是有关于地震的照片，仔细看看居然还有碟片，封面是温家宝总理，下面几张图片中就有他在学校写的“多难兴邦”。

　　“老板，这个碟多少钱？”我问道。

　　“原版二十，一次翻拍的十五，二次翻拍的十块。”老板也是个约莫三十岁的壮年男子，古铜皮肤，鹰钩鼻，眼眶凹陷，眉毛在突出的眉骨上密集分布。这是双具有语言天赋的眼睛，好像瞳孔的收放也具有非常得体的规律。他让我想起关云长，或者说这是个英俊的男人。

　　“哦，都是视频吗？”

　　“大部分是，这里面的视频都是当地人在震时拍的。有很多在网上都看不到。”

　　“恩，给我一张20的，”为了继续这个搭讪的机会，让他愉快一点总是不坏的。“你是本地人吗？”

　　“是，羌族人，以前就在县城里面住。”

　　“哦，震了以后出去过没有？”

　　“一直没有。当时在里面救人，找我老婆子，跟到军队都挖了好几天，最后挖出来，死了。后来就一直帮到做点事，搭板房之类的。”

　　“原来也是做点小买卖？怎么想到卖这些东西也？”我晃晃手里的碟片，“还是真有办法！”

　　“我原来是车队的司机，老婆子死了，娃儿小，才两岁，没人照顾，现在就做点小生意。”我递上一支烟给他，并帮他点上，“这个是别个有脑壳的人（聪明）想到的，要搞博物馆了，他就做点这些让我们帮着卖。他挣点儿，我们也挣点儿。”

　　“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这个棚子是你们自己搭的还是？”

　　“这个是政府搞的，本地人愿意做点小生意的都可以用，也不收其他什么费用，自己进货就可以。元旦一过就开始搞这个了。”

　　“那元旦前呢？”

　　“元旦什么都没有，只有在板房里吃了睡睡了吃，呵呵，国家不是发了半年的生活费嘛。只不过这个也做不长了，修博物馆的工程一启动，我们就要拆，到时候只有回板房咯。政府总要安置我们的。”说着他还自顾自的笑起来。

　　“就没什么不满意了？”莫非这就是城里人和镇上的人的差距？“比如原来的房子没了，不想要个同样大的？”

　　“不可能嘛，又不是政府搞拆迁补贴，”他又笑了，我感觉是在嘲笑我的狭隘，“这里你看到的，整个城都毁了，还想这些干嘛？政府也尽力了，谁也不想看到这个样子。是吧？”

　　“你很乐观呀。”我实在不知要怎么接话。

　　“现在就想好好把娃儿养大，这样就不错了。”

　　“祝你顺利。”我挥手告别，就此结束这一天的行程。

　　“慢走。”

　　这时候，我彻底对灾区，灾民的境况有了真实感。——生活就是生活，不会完全符合任何人想象中的概念，就是吃饭，睡觉，挣钱。无论是有更多愿望的，还是知足的，都一样。

　　当他谈及自己的妻子离世，孩子没人照顾的时候，情绪就和他给我介绍碟片时一样，我同样再次难以理解——好歹也是至亲（而且丧偶与父母的生老病死有异），为什么丝毫不见悲戚？

　　后来我想明白了，从他们的角度来说，的确也没什么大不了。比如正常的状况，当一个人失去至亲，这是一个特殊并单独的突发事件，周围会有很多人一起引一个人的离去而产生悲痛。去世的是一个，伤心的是一个群体，伤心便会互相感染，互相升华。

　　而这次大灾，使死亡这一单独事件失去了一贯规律的比例，伤心群体的伤心对象变得太多，对于接受情绪的传染完全无暇顾及，这成为一个平均事件。当它成为一个整体的事件，死亡成了这一事件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个体的死亡仅仅算作是这一部分的因素，而幸存下来的人则是组成这一平均事件另一部分——其实对于这个商贩一类的幸存者，他们身处事件中并不显得比死者更加幸运，因为他们还要承担生活与情绪的双重折磨。

　　这样一来，伤心的群体变成我这样的局外人，我们在外围互相传染互相升华互相感动。有时候已经变形到为了满足自己的情绪需要，我们甚至自欺欺人的为自己的善举感动。

　　现在事件远去，当我们这样互相感染情绪的群体都开始慢慢淡漠的时候，身处其中的他们，还会有多少情绪呢？更何况他们还面临家人，生计这样的具体问题。

　　现在还有谁去唐山搞几十周年祭？

　　擂鼓镇新富豪宾馆

　　“现在国家管不过来，我们就挣点纯利润。其他倒都还行，我没去搞那些东西，麻烦就少些。”

　　“哪些东西？”

　　外来人

　　明天就要离开擂鼓，陪伴同行的朋友去另外一个地区。他是一个小学教师，要去一个灾区小学看看。

　　最后一天我需要干点什么？我并不想去和政府官员聊天，对于地震的过后的这一年，谁还会有感受呢？我想到了外来人，无论是做生意还是山东的建筑工人（整个北川县都由山东省援建）。

　　我几次尝试着进入各个工地，可都被拒之门外，无一例外，都是严格控制的区域，闲人免进。我一个外来人要如何分辨谁是外来人，如何去找呢？几乎绝望的时候，我所住旅馆的老板无意间告诉我，他是南充人！我拉着他便开始神侃。

　　“什么时候过来的？地震前？”

　　“没有，春节前才过来。当时我退伍回来，从网上看到北川正在重建，想到肯定有很多工程队要来，加上不是要搞博物馆嘛，想想搞这个比较有前途，就过来了。”

　　“结果呢？生意好吧？”

　　“肯定的，基本上每天都是满。那些工程队的工头都在我这里。其他地方条件太差，虽然我这里贵点（110块一晚），但是可以洗澡。全擂鼓就我一家有淋浴。”他自信满满的。怪不得那天他一分钱折扣也不给，还说实在不行让我换一家。

　　“做这个要不要办执照之类的？就没什么困难的地方？”

　　“现在国家管不过来，我们就挣点纯利润。其他倒都还行，我没去搞那些东西麻烦就少。”

　　“哪些东西？”

　　“小姐。这些包工头经常耍的嘛，经常有人来问。那个我不敢搞，搞了就有地痞来找麻烦。我的态度是这样，你要找，要带到我这里可以，我不管。但自己不组织。”

　　小姐，地痞，这个百废待兴的地方，连这样小众的潜规则都依旧完备，还有什么想象值得坚守？还有什么现象值得去惊讶？

　　“这些人都是本地的？”我习惯性的想给自己留下点说不清的余地。

　　“地痞嘛，肯定是本地，怎么没把他们震死呢，”不知道他的怨气，是不是因为对自己受困于他们而不能做这项业务的不甘。“小姐有本地的，楼下那个摆烟摊的女人就是，好像4，50一回。也有外地来的。我可以想到这里有工程队，别人还是能想到。”

　　“是啊····”我正想再问点什么，有客来，他便出去了。

　　离开的车上

　　离开的班车上，我感觉心里很累。

　　这几天所接收的东西让我不舒服，但绝不是对这里的状况。仅仅因为自己的想象和真实产生太多错位后的失落。

　　相反，灾区的状况让我感到十分的欣慰。因为城市正在复苏，阴霾的情绪正在消散。特别是人们正在真实的生活，和我们一样吃喝拉撒。一切和震前似乎没有太多的区别。

　　有时候，当我们过分的去给灾区，灾民设定一种我们的想象状态，其实这很不利于他们的恢复，特别在心理上。即便我们也的确处于一片爱心，可我们毕竟不是受难者，不存在一切感同身受的可能性。他们的需求，除了他们自己从他们自己的嘴里出来，谁也不要强加，当然，更请谁也不要霸占了。

　　空间，这恐怕才是这个城市，和坚强活下来的人们此刻最需要的援助。

　　车轮卷起漫天的扬尘，我透过玻璃窗，从朦胧里回望这个我牵挂的地方—北川，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