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你好。” 我指着身后的小土坡问道，“请问这个坡下的第一家住户现在还在擂鼓吗？”坡上的房子不见踪影。
　　“你是谁？找他们干嘛？”生硬的冷漠里还隐约藏着戒备之心。

　　我又来了，下车的地点和一年前完全相同，甚至怀疑车辙也别无二致的重合。

　　同样的“擂鼓加油站”，字迹斑驳依旧，当时倾斜的柱子已经挺立起来；同样的晕光斜照，不过一晨一夕；同样的补胎铺子，轮胎的排列还是随性而懒散。唯一不同的，就是没看到那只从车坞里钻出的黄狗。

　　如果只是捕捉这一眼间铺陈的画面，仅仅，这是一个波澜不惊的小镇。奇怪的小镇，它坦荡得让人惭愧。没什么好赞颂的，一年前，就是大震之后的第三天，这里的状况平静，使我猝不及防。那时，我意识到这算是一种逃避，对现实的麻木，人和事都傻傻的愣着。而现在，我需要去证明一种假设，这是一种常态，他们（擂鼓的灾民以及他们创造的一切）对于生存态度的常态。

　　愿望

　　我们志愿者团队去年曾在一户黄姓人家借锅替灾民熬药，虽然不确定他是否还记得我，但一下车我就打定主意先找到他。

　　我从坡上走下来，这是一大块相对平整的开阔地，四周环山，但又和山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成片的援建板房有点像现在经过改良之后的大棚，白底蓝边，一律平齐。我来得时候，正是晚饭时间，饭菜的香味弥漫。

　　一个老妇人坐在板房外纳鞋底。“大姐，你好。”我笑着走过去，“请问这个坡下的第一家住户现在还在擂鼓吗？”我指着身后的小土坡问道，坡上的房子不见踪影。

　　“你是谁？找他们干嘛？”生硬的冷漠里还隐约藏着戒备之心，但明显，她认识我要找的人。

　　“我是去年地震刚发生的时候过来帮忙的志愿者，在他家借锅给过往的灾民熬药。”我指指黄家人原来房子的地方，“你当时看见了吗？我们都穿红衣服的。”我甚至想帮她虚拟一个记忆。

　　“哦·····，想起来了，他们就在前面一点····我带你去。”说完扔下鞋底起身。

　　“老黄，有人找。”

　　脸还是那张脸，尖瘦得像长江边的鹅卵石；牙齿统统掉光，这一类人总喜欢用自己光滑的牙龈上下磨蹭，黄大爷就是这样别着嘴走到我面前的。看了大概几秒钟，他居然认出我来，笑着把手要放到我的肩上，为了迁就身高的距离，我俯下身子。他的笑依旧腼腆，嘴唇并不伸展到极致，可整个面颊肌肉却能向任何人传递他由衷的欣慰。

　　黄大爷的老伴也跟着出来了，加上刚才一起过来的老妇人，就坐在大爷家的板房门前聊起来。他家看起来和一般的板房有些区别，下面是砖连着地基，只有顶棚用了统一的材料板。家具还是从老屋拿过来的，我大致有些印象。墙上挂着两块黝黑的腊肉，应该是春节剩下的。

　　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路灯亮了。

　　“一年了，怎么样？日子还顺不？”

　　“好什么好呀？房子没了，新的房子也没见着修。国家拨了款，钱不知道去哪里了？”带我过来的哪个老妇人显得愤愤。

　　“大爷，你们家房子怎么也拆了？上次我来还进去用过厕所呢，修修能用吧？”我问黄大爷。顺手帮他点上一支烟。

　　“国家规定只要裂口多的房子都要拆。”

　　这时候大爷的老伴进屋去，大概几分钟又出来，手里端着一个杯子，走到我跟前，示意我喝水。我作揖，表示感谢，然后接过来径直往嘴里送。水刚到嘴里，我愣了一下：杯子是香的，水，很甜很甜，显然是化的白糖开水。黄婆婆的热情无疑让我在彼时感到局促，我是你们的朋友，为何要在给我盛水的时候先用香皂清洁杯子呢？我放下杯子，再一次作揖。

　　黄婆婆也笑，委婉得使我揪心。

　　“房子是怎么算呢？比如你们原来的房子挺大的，还换一个同样的？那块地是你们的吧？”我接着问道。

　　“是的，拿钱买的。不管你原来房子多大多小，一个人头上30个平方，现在好像又降成25。原本像我们这样房子修得好好的，全部一刀切。”这次是黄婆婆说话了。

　　“我还有田，现在全部变成公家的了。”带路的老妇人说道。

　　“政策的事情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但大家还是想求个公平??????”

　　“近来应该有很多记者来采访过吧，周年祭。”

　　“多得很。但是基本没人可以听到老百姓说什么。一来就被大队的人拉走了。大队还给我们打预防针，说是如果不小心遇到记者，一定拣好的说，这是纪律！”

　　“呵呵，”大伙的情绪在带路妇人的煽动下越来越难以控制，围观的人聚拢过来，“现在还有大队？那还得定期交公粮了？”我紧张到若无其事地扯开话题。结果刚才他对我的防备是由此引起。

　　“这个倒是早就不交了，但是大队书记，队长的权利大得很，我们接受的捐助物资，他愿意怎么分配就怎么分配。”又是一个新加入的，“发的衣服全是小孩的，都发黄了，哎——”她扯着自己的衣裳，“还是穿的自己的。”

　　“对嘛，那天我还看到拉了一车子的东西往河里倒，全部是好的衣服被子。反正不管农民需要不需要，他自己有好的用了，宁愿倒掉也不给你。”又一个乡亲开口了。

　　“那有人分配到自己满意的东西吗？分到好东西的人，是怎么分到的？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吗？”我继续努力湮没自己的想法——记得去年冬天，我所在的社区发起向灾区捐赠物资的活动。一开始，仅仅要求将旧的东西浆洗干净即可，后来，连旧的都不要了，必须是全新的。那些东西流向了哪里？

　　看样子，现在围在我身边的，全是统统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发泄者，全是。那些所谓的得到好东西的人，全都遁掉了？或许，他们就站在我面前，他们只是遁到自己的心里，就像此刻的我，心里藏着不说的秘密。这是一个能够得到宽容的心态：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已。但已经有人在诉苦，要么你跟着抱怨，要么保持缄默，不会有人傻乎乎到说自己得到了什么好东西，谁会来做出头鸟呢？——不能看作是某一个人心怀不轨的煽动，也不是全都受到蛊惑。

　　这是一种欲望，或许。好吧，一种向往。

　　他们驾轻就熟的语气，说不定晚饭过后聚拢到一起发发牢骚，已经成了灾民们常有的娱乐行为，何况今天加入了一个外来人，一个新奇因素更加的具有倾诉欲望。

　　灾后的坦然，已经足以使人钦佩他们的伟大，现如今，他们是最平常不过的平民，就是那最平常的十三亿分之几。一群毁了家园的人，还能要求他们要多少高尚的觉悟呢？

　　这是有距离的，对很多人来说。

　　媒体的渲染固定了他们的形象，更多的观者通过记者的文字和镜头在自己心里创造以一个灾民的整体形象，一个概念化的脸谱，而恰恰忽略他们和自己一样，都是自然人的个体。

　　我也一样，起初是带着观念来了，然后被他们冲个支离破碎。此时，我还不知道，这只算是最初的反差。越到后来，才发现这不过是我预先设定好某种模式的心理框架土崩瓦解的开端。

　　形势变得复杂起来，我不得不起身告辞：说天色不早（真是不早了），得先找到落脚的地方。一面又在黄大爷的帮助下，我得以脱身。大爷送我出门的时候，我悄悄对他说：“明天我再来看您。”

　　“明天到我屋来吃午饭·····”

　　午饭我是不会去的，因为承受不起黄大爷对我的款待。虽说自己认为是朋友，但怎么自己也把距离拉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