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你要进北川去呀？你进去了最好别说你是志愿者，北川人民恨志愿者。”他很诚恳的看着我道。

　　上午，我独自出发。

　　一个人的步行有点孤单，身旁不再有队友，没有焦急寻亲的灾民，也没有穿梭的救灾官兵。只有不多的车辆经过，卷起高高的扬尘，我会举起手仅仅捂住口鼻。我享受那样的感觉，物是人非总是叫人惆怅，却也流连。路上还是很洁净，哪怕是去年的时候，路旁也没有人为垃圾。

　　一路上，我的脑子好动极了，一刻不停。当原来的北川收费站闯进我视线，我才发现我到了。“北川收费站”几个字已经被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代替，那是中国电信的。

　　一阵一阵的肠鸣音开始折磨我，我饿了。走进一家打着羌寨风味招牌的餐厅。当然，我一定不会放过和“寨主”聊天的机会。

　　“寨主”是个有点过于珠圆玉润的胖子，是个男人。的确很圆，脑袋，肚子，四肢，胀鼓鼓的，而且还顺势理了个光头。一笑起来，眼睛没了，连上眼皮也突突的鼓出来，两个乒乓球的模样。短袖T恤饱满地将他的身体包裹起来，这是个看起来很喜兴的人，我很难将他套入我心里灾民的模样。

　　“老哥不是本地人吧？”

　　“是呀，羌族人，原来就是县城里头的。我们北川百分之八十都是羌族人。你是来旅游的？”

　　“不，我是去年地震时候过来帮忙的志愿者。当时就在擂鼓加油站那儿，用木板撑起一个平台，主要救助翻山逃难的灾民。现在过来看看。”我实话实说。这时候我要的食物上来了：炒饭和咸菜。

　　“哦，你要进北川去呀？你进去了最好别说你是志愿者，北川人民恨志愿者。”他很诚恳的看着我道，不等我惊讶地开口，他接着说，“地震过后有太多人打着志愿者旗号进去偷东西，还有偷银行，被枪毙都好几个。”

　　“哦，谢谢啊。地震过后你离开这里了吗？”

　　“很多都走了，我没走，又能到哪去？九州体育馆里头十个人一间帐篷，热死人。”说着他下意识用手在耳边扇着，四月末的天气，他居然有点大汗淋漓，“还不如就在旁边扯块布搭个蓬蓬就睡了。”

　　“过得还不错嘛。”我示意了他开起了农家乐，“震前是干什么？底子挺厚的？”

　　“哪里，以前北川有钱人很多。我原来也开羌寨（也就是以羌族风味的菜品为特色的农家乐），不在这里，在北川的一个避暑风景区，比现在这个大多了。房子没了，只有把屋都迁过来。这，楼上就是我屋只有一间，其他的都是客房。”

　　“好像生意不太好做？”我环顾四周没有人，门前也没有停车。

　　“暂时的，”他得意的笑着说，“原来那个地方是风景区。这里马上要搞地震博物馆，要真的成了气候，生意比原来好做得多。你想想，以后，只要外地人来四川旅游，会不到这里？包括外国的。”他胸有成竹。

　　“以后呢？有什么打算？”

　　“还是做这个，熟悉嘛。我准备把它做更大——阆中（古城）给我很大的启发，就一个有钱人的古庄园，能装十几个人的规模，也没什么好看，只要广告到位就能变成一个形成氛围（我想，他的具体意思是文化氛围），成了有名的风景区。羌寨就要这么搞。”听他的宏图大志，其实很欣喜，但是也诧异，我又开始怀疑他的灾民身份。可他的口音却打消我的怀疑。

　　兴许这种怀疑并非对于他的灾民身份，而是对自己固定好的意识。

　　“好像地震倒是没影响到你什么？”又说了一句傻呼呼的话，但是他与黄大爷他们大队的人有太大的差别，我的情绪难以掩饰。

　　“一直不做事也不可能，国家就发了半年的生活费，每天十块，不可能每天就在板房里坐着玩，那吃什么？震都震了，垮也垮了，还能怎样？”

　　我有点语塞，本来我想说一句“你很坚强”然后起身告辞，但是犹豫了一下没说出来。因为这样讲，太煞有介事了，人家倒没觉得怎么着，我找个什么感觉呢？

　　“祝你生意兴隆啊，我得进去了。”我起身付钱准备离开。

　　“慢走，以后常来啊。”他挪动球形的身体送我走出门口。

　　整体上，这里和我印象中变化不大。曾经公路两边的一间间紧邻的救灾帐篷变成了用木板搭建的简陋小隔间。当地的居民在此做些小生意，饭馆，卖纪念品（跟任何一个风景区相似的比如手链，饰物，干果一类，我还在一个卖腊肉的店铺里看见了当年的“风云动物”果子狸的尸体），花店（招牌上是一朵黄色的菊花，旁边写着“深切怀念5.12万物生灵”），等等。本来因为地震凹凸起伏的地面，经过大致修复已经勉强平整。总之一切看起来都再正常不过。真正到要进入老北川县城的地方筑起了围墙，有官兵和警察“双料”执勤。“除非有通行证或者和武警熟识的人才进得去”一位小商贩对我说。

　　我走到离门岗最近的摊点旁，它门前的木板上摆放的商品让我感兴趣，全是有关于地震的照片，仔细看看居然还有碟片，封面是温家宝总理，下面几张图片中就有他在学校写的“多难兴邦”。

　　“老板，这个碟多少钱？”我问道。

　　“原版二十，一次翻拍的十五，二次翻拍的十块。”老板也是个约莫三十岁的壮年男子，古铜皮肤，鹰钩鼻，眼眶凹陷，眉毛在突出的眉骨上密集分布。这是双具有语言天赋的眼睛，好像瞳孔的收放也具有非常得体的规律。他让我想起关云长，或者说这是个英俊的男人。

　　“哦，都是视频吗？”

　　“大部分是，这里面的视频都是当地人在震时拍的。有很多在网上都看不到。”

　　“恩，给我一张20的，”为了继续这个搭讪的机会，让他愉快一点总是不坏的。“你是本地人吗？”

　　“是，羌族人，以前就在县城里面住。”

　　“哦，震了以后出去过没有？”

　　“一直没有。当时在里面救人，找我老婆子，跟到军队都挖了好几天，最后挖出来，死了。后来就一直帮到做点事，搭板房之类的。”

　　“原来也是做点小买卖？怎么想到卖这些东西也？”我晃晃手里的碟片，“还是真有办法！”

　　“我原来是车队的司机，老婆子死了，娃儿小，才两岁，没人照顾，现在就做点小生意。”我递上一支烟给他，并帮他点上，“这个是别个有脑壳的人（聪明）想到的，要搞博物馆了，他就做点这些让我们帮着卖。他挣点儿，我们也挣点儿。”

　　“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这个棚子是你们自己搭的还是？”

　　“这个是政府搞的，本地人愿意做点小生意的都可以用，也不收其他什么费用，自己进货就可以。元旦一过就开始搞这个了。”

　　“那元旦前呢？”

　　“元旦什么都没有，只有在板房里吃了睡睡了吃，呵呵，国家不是发了半年的生活费嘛。只不过这个也做不长了，修博物馆的工程一启动，我们就要拆，到时候只有回板房咯。政府总要安置我们的。”说着他还自顾自的笑起来。

　　“就没什么不满意了？”莫非这就是城里人和镇上的人的差距？“比如原来的房子没了，不想要个同样大的？”

　　“不可能嘛，又不是政府搞拆迁补贴，”他又笑了，我感觉是在嘲笑我的狭隘，“这里你看到的，整个城都毁了，还想这些干嘛？政府也尽力了，谁也不想看到这个样子。是吧？”

　　“你很乐观呀。”我实在不知要怎么接话。

　　“现在就想好好把娃儿养大，这样就不错了。”

　　“祝你顺利。”我挥手告别，就此结束这一天的行程。

　　“慢走。”

　　这时候，我彻底对灾区，灾民的境况有了真实感。——生活就是生活，不会完全符合任何人想象中的概念，就是吃饭，睡觉，挣钱。无论是有更多愿望的，还是知足的，都一样。

　　当他谈及自己的妻子离世，孩子没人照顾的时候，情绪就和他给我介绍碟片时一样，我同样再次难以理解——好歹也是至亲（而且丧偶与父母的生老病死有异），为什么丝毫不见悲戚？

　　后来我想明白了，从他们的角度来说，的确也没什么大不了。比如正常的状况，当一个人失去至亲，这是一个特殊并单独的突发事件，周围会有很多人一起引一个人的离去而产生悲痛。去世的是一个，伤心的是一个群体，伤心便会互相感染，互相升华。

　　而这次大灾，使死亡这一单独事件失去了一贯规律的比例，伤心群体的伤心对象变得太多，对于接受情绪的传染完全无暇顾及，这成为一个平均事件。当它成为一个整体的事件，死亡成了这一事件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个体的死亡仅仅算作是这一部分的因素，而幸存下来的人则是组成这一平均事件另一部分——其实对于这个商贩一类的幸存者，他们身处事件中并不显得比死者更加幸运，因为他们还要承担生活与情绪的双重折磨。

　　这样一来，伤心的群体变成我这样的局外人，我们在外围互相传染互相升华互相感动。有时候已经变形到为了满足自己的情绪需要，我们甚至自欺欺人的为自己的善举感动。

　　现在事件远去，当我们这样互相感染情绪的群体都开始慢慢淡漠的时候，身处其中的他们，还会有多少情绪呢？更何况他们还面临家人，生计这样的具体问题。

　　现在还有谁去唐山搞几十周年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