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 ，为抵御亚洲金融风暴风波的影响和化解国内金融风险，国家先后成立了信达、长城、东方、华融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集中处置从国有银行剥离的1.4万亿元不良贷款。几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探索适合国情的不良资产处置有效途径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支持了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深化改革。截至2002年底，四家公司累计处置不良资产5967亿元，处置率达42%；其中处置非政策性债转股资产3014.42亿元，回收资产1013.18亿元，其中现金674.82亿元，资产回收率和现金回收率分别为33.61%和22.39%。实践证明，党中央、国务院组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和国有企业，既是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银行与财政功能错位的产物，也是体制转轨过程中信用缺失的产物，从本质上看，是资源配置不当的问题。因此，资产管理公司的成功运作，对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化解金融风险，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信达公司为例，信达接收建设银行剥离的2730亿元不良贷款后，建行不良贷款率从1998年的25.99%下降到1999年底的19.91%，下降了6.08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从1999年4.84%提高到2000年的6.51%。到去年底，信达已累计处置不良资产2101亿元，其中非债转股资产1007亿元，回收现金266.1亿元，现金回收率26.3%（不含债转股）；回收现金费用率为6.7%；按账面值购入不良资产累计应付利息264.45亿元，实际支付223.03亿元，支付率为84.33%，其中建行180.62亿元利息全部付清，改善了银行的财务状况。

　　信达公司还对煤炭、钢铁、有色、石油等基础行业的413户大中型企业实施了债转股，转股额1678亿元（其中剥离贷款1068亿元，建行委托610亿元），帮助企业清理了数百亿元明亏潜亏；剥离了上百亿元非经营性资产和闲置资产；分流安置了上万名下岗职工；企业的负债情况有了很大好转，负债率平均下降了30个百分点。在债转股过程中，积极推进了结构调整，比如，对4家骨干铝厂，实施了整体债转股和股权重组，使中州铝厂等面临破产的企业重现生机；对郑纺机所属5家化纤设备制造骨干企业，重组为股份公司，加快了化纤工业结构的调整，提高了国际竞争力，2002年销售收入达到8亿元，实现利润2800万元，分别是转股前的5.7倍和4.1倍。同时，推动了国企改制，先后向有关企业派出1100多人次董监事，帮助企业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大多数企业实现了扭亏为盈，不少企业开始走上了良性循环。泰安玻纤转股前资产负债率达到80%，潜亏3400万元，转股后2002年实现销售收入3.9亿元，净利润4600万元。去年，信达公司140户已注册主债权项目中，除中石化、中石油、中铝三个集团16家企业利润下降外，其余124家企业比上年减亏增盈14.8亿元。因此，资产公司在管理、处置不良资产，支持国企改革、国有银行改革，稳定经济和金融运行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随着国企改革、金融改革的深入，如何按照十六大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要求，在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推动国有企业和银行改革、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是资产公司面临的新课题。一方面，需要资产公司运用专业化手段，加快资产处置进度，提高处置效率和回收率，最大限度地盘活不良资产，减少损失；另一方面，需要国家出台有关政策，进一步完善资产公司业务功能，为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创造条件。

　　处置不良资产是对资源的重新配置，不能采取“一卖了之”的简单办法，因此资产公司应该具有足够的业务功能和手段，以满足资源配置的需要。许多国家都赋予资产公司宽泛的业务功能，包括资产管理范围内的直接投资权。但我国资产公司没有这一职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资产处置进度，限制了处置效率和回收率的提高。例如，黑龙江省呼玛县水电站项目，国家已经投入2亿多元（其中包括信达公司近7000万元债权），只需再投入资金3520万元，即可建成投产发电，且工艺、技术先进，每年扣除成本后，可提供800万元的还款资金。但由于国家停止了对剥离贷款项目的贷款，资产公司又没有投资功能，使项目扫尾工作无法完成，迟迟不能建成投产。另外，资产公司收回的抵债房产、车辆等实物资产，若对其进行升值性处理，比如对房产、车辆等进行简易维修和整容，然后再出售变现，回收率就会大大提高。但这些简易维修、整容所发生的费用算是再投资，违反了现行规定。因此，建议国家给予资产公司资产管理范围内的直接投资权，允许其对符合一定条件的项目进行特定目标的投资，以实现资产价值回收的最大化和资产损失的最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