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胡展奋（记者）

　　虫臂鼠肝万千劫，文坛讼案几时休。

　　文坛焦点人物余秋雨最近又被人狠狠“关照”了一下——继余杰、孙光萱、古远清、周泽雄、王友琴等相继向余秋雨“发难”后，新近出版的《石破天惊逗秋雨》又以“硬伤130余处”为虎贲，挥师直抵秋雨书城。

　　且看其搦战牌是如何对余秋雨挂出的：（在余秋雨的著作中，）唐代的吕洞宾，坐享着道家始祖的至尊；元末明初的沈万三，还住在大清乾隆七年落成的“沈厅”里；终身未婚的林和靖先生，暗蓄着妻子和小孩，当然，金圣叹还在做他大明皇朝的忠臣，敦煌的三危山前，回响着舜伐三苗的号角声，而且，雨果既然可以荒唐到参加法国大革命，吴越王钱俶，当然也可以被他想当然地改为钱俶常……

　　骂余秋雨，真的“是当今文坛一大时髦”吗？余秋雨的作品也果真是“错误百出”吗？批评者自身的论据能站得住脚跟吗？况且，金文明又是何许人也？

　　带着一连串的疑问，记者日前采访了《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的作者金文明。

　　生平最恶是拒谏

　　听说金文明先生是沪上十大藏书家之一，及至登堂入室，果见书城四拥，塞牖充栋，据说都为文史类，总计二万五千余册。

　　金文明先生现年68岁，说起话来，中气很足。

　　记者对金文明说，平心而论，中国的文史典籍，秦汉以来浩如烟海，其伪讹衍脱、附会误读之处更是恒河沙数，传抄、坊刻或仅凭记忆的援引、误改，鲁鱼亥豕，在所难免，所谓才子信笔，注者穷首，注释校勘有时比创作还艰难乃是文史界常事，如王维的《相思》，原文是：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一般人不读《王右丞集》，都根据选本错“秋”为“春”，把季节弄错可不是儿戏，春天哪有红豆呢，可是不也一错到今吗？再比如一部《尚书》，忽然是“今文”，忽然是“古文”，又忽然“今文”、“古文”都被揩掉了，一部伪《孔传古文尚书》反倒自刘宋一传到大清，蒙骗学界1300多年……

　　金文明笑笑说，这，我都明白，世无阎若璩，至今奉圭臬。人脑不是电脑（电脑都要出错），远的不说，就拿章太炎、鲁迅、陈寅恪、钱钟书那样的大学问家来说，行文错讹之处也不是没有，问题是，从古到今，你能找到一个像余秋雨这样拒谏的吗？！

　　金文明说，知错不改，继续贻害后人，这，才是我最计较的。

　　先说说我为什么要“咬”余秋雨吧。

　　上世纪90年代初，应该是我第一次接触余秋雨的散文，那时我觉得余秋雨视野独特，文笔优美，比较对自己的“胃口”，后来只要是他的文章，我都要找来细读。

　　如此虔诚的阅读维持了多年，直到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硬伤”——余秋雨在《山居笔记》中《十万进士》一文中写道：“大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便是争取科举、致仕……”

　　“我虽不才，却记得‘致仕’一词就是‘辞官退休’的意思，就是还禄位于君，也称‘归老’、‘乞骸骨’、‘乞身’，但是他居然用在此处，岂不是意思全反了？显然作求官之解了。”说到这里，金文明的喉咙又响了：我记得，我当时的心直打鼓，这样的低级错误似乎不是他那样的大学者应该犯的。

　　为了保险起见，我立刻查阅了《辞海》，证实了自己的发现，当时心里有点难过，真不希望我所喜欢的作家古文根底这么差。

　　但从此以后，我读余秋雨就多了一个心眼，而且也更仔细了。世上之事就怕“顶真”，就怕“铆牢”，况且我毕竟是《咬文嚼字》月刊的编委，经我这么职业性地一“铆”一“咬”，就滴滴答答地“咬”出他不少文史差错，也许是“爱之深，关之切”吧，我小卡片不离身，每有发现，就记录在档，随后多次将自己的发现刊发在《咬文嚼字》上，按编辑部的邮寄惯例，余秋雨应该每期都能收到刊物的。

　　然而，“也许是我人微言轻吧”，金文明向记者苦笑笑：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余秋雨先生片言只语的反馈，只是我们的主编收到了其助手金克林的来信，告示《咬文嚼字》编辑部：“以后不要再给余秋雨先生寄这本刊物了。”

　　真是夹头夹脑的一盆冷水——金文明说：因为工作的特殊性，我曾给很多大学者大作家的文字“提过醒儿”，刘大杰、钱钟书、王蒙、李国文、邵燕祥、董桥……哪有像他这样“拒谏”的呢？居然连杂志也不让寄了，我明白了，我的考辨是不受欢迎的，他不要听哪怕是对他有益的意见。

　　我很失望，没想到自己喜欢的作家对批评是如此地“计较”，但是接着发生的一件事使我觉得余秋雨的“问题”不是一般的“文人过分自爱羽毛”的问题。

　　那是1999年初，《咬文嚼字》编辑部送来文章要我审读，一位名叫徐如顾的年轻人自动投稿给《咬文嚼字》，语气委婉地提出《秋雨散文》中《西湖梦》第三部分有几处与史实不符的小疏忽，亦即史载宋代的林和靖（林逋）先生无妻无子，何以余秋雨称其有妻有子。

　　编辑部随即将这封信转给了余秋雨，不久，余秋雨的回信《答徐如顾先生》就寄来了，并要求发表（见《咬文嚼字》1999年2月号），除了在为自己的文章辩解之外，还写有如下一段：“我认为，年轻人热爱文史知识不错，但是大量非专业的年轻人没必要过度地沉溺在浩如烟海又真伪难辨的古代文史细节间。因为这样做既是个人的不幸，也是中国文化的不幸。”

　　说实话，他这番话真把我惹火了：非专业的年轻人！你余秋雨生来就是专业的大作家吗，为什么要如此看轻和打击一个年轻人的积极性和信心，而且还要上升到“个人不幸、中国文化不幸”这样的高度来奚落人？

　　而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情，不仅再次激起了我的怒火，甚至惹火了文化圈子里的不少人，因为他的《霜冷长河》未及上市便遭盗版，使他十分生气，便公开发表了《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书，在这篇“战斗檄文”中他写道：“一个人在大街上遇到抢劫，正要奋力追抓盗贼，突然横向里冲出来两个蒙面人，拦住被盗者说有重要的历史问题需要盘问。”

　　这可是什么话？难道“胆敢批评、胆敢质疑”你余秋雨的人都成了妨碍你打击盗版的绊脚石？都是盗版者的盟友？

　　在《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书中，他还说：“……你说我拒绝你们的批评，这好像很没有风度，但我要坦诚地宣布：当然不能接受，因为如果接受了，我就再也搞不成任何像样的学术，写不成任何能读的文章，那如何对得起广大读者！”

　　看看，余秋雨的拒谏状态已经狂躁失态到这样的程度了。我生平讨厌死不认错的人，至此，我对他的好感已经荡然无存，但是还没有到想在文字上和他“拉清单”的程度。

　　鲁鱼亥豕害后生

　　客厅里的空气一度比较沉闷。

　　因为记者对金文明先生的说法并不全然赞同，余秋雨如同萨特“拒绝一切来自官方荣誉”地拒绝一切来自民间的批评，固然使他訾议如沸，但是假如站在他的角度想想，中国文史谜团甚多，生涩的掌故不说，包括“善射之羿有几位”？“《左传》作者究竟谁”？“王国维何故自沉昆明湖”在内的熟典而至今尚无定论的就有200多个，诸多谜团往往有“二说”、“三说”甚至“四五说”的，余秋雨乃才子，写作时灵感涌来，信手取其一说完全是可能的，而且应该还是允许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批评者如果是一孔之见甚或失之苛求，他该听谁的？为什么就不能沉默或者反驳呢？

　　金文明先生沉着地笑笑，说，先说说我为什么会出这本书吧。

　　历史上没有定论之说，自然不能强令人只取一说，比如西施自吴亡之后的去向一向有沉江说、泛五湖说、还乡说等，你写散文可以自由发挥，但是余秋雨最大的毛病却是滥用他的名望，好做翻案之论，却又拿不出信证，这样可就扰乱了视听，贻害后人，其名望越大，危害也就越深。

　　我本来不想对他怎么样的，记录余秋雨文史差错的小卡片一放就是五六年，权当自己的资料保存着，从没有想到结集出版，但是一件事使我改变了想法——“有朋友告诉我，上海大学出版社出过一本《余秋雨〈文化苦旅〉导读》，其中选了《文化苦旅·道士塔》一文，该书在注解中将余秋雨原文的甘肃学台‘叶炽昌’改正为‘叶昌炽’，但编者大约“为名人讳”，没有标明这是纠正余秋雨错写的“叶炽昌”，于是，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将此书拿来辅导学生，当说到“叶昌炽”时，学生齐齐擎出正版的《文化苦旅》对老师加以“斧正”，老师慑于余秋雨的名头，只好尴尬地回答：“当然，以余先生的原作为准。”如此一来，原本已被纠正的错误就这样再次回炉，继续误人子弟。而与此同时，他还在用“不屑一顾”的态度来宣告他的文章不存在一切“史料差错”。

　　你说，这样的谬误，流毒广不广？危害大不大？为了“验明正身”，我特意将2003年1月新版的《文化苦旅》和2003年3月新版的《山居笔记》等全都买回家来，将所有曾经提请余秋雨注意的差错仔细比对，结果令我非常失望，所有的错误依然故我：唐代的吕洞宾，还是坐享着道家始祖的至尊；元末明初的沈万三，还是住在大清乾隆七年落成的“沈厅”里；终身未婚的林和靖先生，仍然有妻子和小孩，当然，金圣叹还在做他大明皇朝的忠臣，敦煌的三危山前，还响过舜伐三苗的号角声，而且，雨果既然可以荒唐到参加法国大革命，吴越王钱俶，当然也可以被他想当然地改为“钱俶常”……

　　都是有定论的事，他却还继续以他的大名头大面积传播着他的谬误，继续指鹿为马，长此以往，很多文史知识就这样以讹传讹，到时候“约定俗成”了怎么办？一代人造的文史孽，往往要几代人来偿还，这样的教训还少吗？你刚才说到《尚书》作伪案，我们的先人花了1300多年的历史才澄清它，本来就芜杂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硬盘”里现在又平添了这么多的“垃圾邮件”，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不再迟疑，重新梳理自己五六年积累的小卡片，只花了3个多月时间，就完成了这本《石破天惊逗秋雨》，逗者，引也，我是期望反驳的。

　　试为“硬伤”搭脉

　　“石破天惊逗秋雨”出自李贺诗《李凭箜篌引》，它的上句似乎是“女娲炼石补天处”，你这样的裁处就不怕别人说你事实上把余秋雨捧得过高？

　　记者嬉笑地诘问金文明先生，金先生却坦荡地一笑：比喻都是跛脚的嘛。不错，我至今还认为他是散文大家，但炼石有余而补天倘或不逮，原因就是他的“拒谏”，误了他自己。

　　“文人行文，大抵限时交卷，无从核校，错讹难免，我有一次就将杜甫的‘尔曹身与名俱灭’错写成‘尔曹名与命俱灭’，想想有点不对劲，杜甫得句哪有如此俗骨，但是催卷催得紧，不及查考，就这么过去了。况且，你文史考证标准和文艺批评标准应该不一样吧，有人评点‘江枫渔火对愁眠’，说枫树畏湿，江边何来枫树？疑为乌桕，应该改枫为桕；又有人点评，说，霜，怎么个‘满天’法？应该是‘月落乌啼霜满地’，说得都有道理，但是这么一评还有诗吗？”

　　见金文明博学而鲠直，记者故意这样问他。

　　“我基本不在修辞上和他过不去”，他认真地说，你那错，是懒，不负责任，其实不难查它。但是余秋雨的差错和你性质不同。我把他的文史错误分成了几种“致病原因”，有无知无畏类、粗心大意类、穿凿附会类、不懂装懂类以及刻意作伪类，毫无疑问，其中以“刻意作伪”类最为可恶。

　　且看他《文化苦旅》中很有名的一篇《寂寞天柱山》——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亦即李白、苏轼、王安石都与天柱山（古称潜山）有缘，不惜在地名、情节、想法、诗句上强拗硬扯，李白明明以待罪之身，筑室司空山栖息，却被他强扭到天柱山“静静读书”；苏轼曾想买田舒州而不果，就被他武断地认定“分明早已把它（天柱山）看成了家”；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王安石，他有一首短诗《代陈景元书于太一宫壁》：官身有吏责，触事遇嫌猜。野性当堪此，庐山归去来。但是，在余秋雨的文章中，为了“强征”王安石加入归老天柱山一派，竟然生生地将原诗中的“庐山”改为“潜山”！

　　这分明是一种刻意的窜改，金文明愤愤地说，行文太不诚实了，而且贻害后人。还有，林逋（和靖先生）究竟有没有妻儿，所有的权威典籍都说他“梅妻鹤子”，但是余秋雨偏要为他翻案，说他有妻有子。

　　翻案好啊，古来大学者扛鼎之力翻案成功的不少，但是，你余秋雨的翻案依据就仅仅因为曹聚仁先生有此一说，那怎么行呢？因为曹聚仁也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考释过呀，凭什么推翻千年定论呢？你好做惊人之语，也得有本钱，一遇到读者诘问就抬出曹先生来挡箭，太有失大家风范了。

　　再说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不是他在岳阳楼上所写，学术界的看法已经完全一致，那就是不在岳阳楼上，而在千里外的邓州，对此余秋雨也想翻案，可是证据呢？照例是没有的，又一次“生动地”扰乱了青少年的视听。

　　你说，对这种胡来，你该不该管？

　　“问题是，你这本被称为‘手电筒’的著作是否光照别人，不照自己？你的书有没有差错？”记者问他。

　　“有呀！”他童稚般天真地对记者作了一揖，反倒使记者吃了一惊：“我已经发现了，我那一字之师是一个年轻工人，现在不妨借你们杂志的宝地更正一下：我的《石破天惊逗秋雨》，把作家倪匡错为‘任匡’了，把‘卫斯理’错为‘卫理斯’了，那是我知识结构的盲点。”

　　“你的考辨也有点问题”，记者试图继续为余秋雨辩白：余秋雨在文中曾将“洛西”解释成为“洛水之西”。你说，错了，理由是，洛水东西流向，只能有南北岸之称，你的论据还有：黄浦江南北流向，所以只有浦东、浦西之称，没有浦南、浦北之称。

　　“你错了”，记者说，上海有浦南路，也有浦北路，更有浦南的称谓。

　　他想了一想说，坦诚地说，是了，河流虽有总的流向，但是某些拐弯处却会阶段性地改变河流的流向，比如黄河在陕西境内、宁夏境内都有走向改变，故而东西流向的黄河，在某地会有河东河西之说。

　　我当然不会认为自己的考辨都是不刊之论，是人都会犯错误，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论及嵇康之死，说是被司马懿所杀，其实是被司马昭所杀，鲁迅记错了；钱钟书也曾把“卿士”这个官名断为“卿”、“士”，这也是理解错了，后学者发现了还是可以议论的，根本无损于前贤的光辉，更何况，校读者因为看出了前贤的差错就自认为比前贤高明，那可真是夜郎比汉了，比如我，找出了余秋雨著作的130余处毛病，我就自认为高余秋雨一头了吗？不，我只是认为我有些地方比他严谨而且诚实而已。

　　所以，问题还得回到老地方——历史上有他那样错漏百出而又坚决拒绝一切批评，并且还把批评者一概讥为“记忆性文化族群”的“大师”吗？

　　我要声讨、要剥离并且不饶不放的就是他的这一点！

　　文以载道，文章还是千古事。后之视今犹如今之视昔，什么人都逃不过后人的审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