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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天津、北京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扎针案”相继尘埃落定，可是人们发现，对“扎针人”所定罪名各不相同，有定性为“寻衅滋事罪”的，有定性为“盗窃、抢劫数罪并罚”的，最莫名其妙的一个罪名是“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按照“投放虚假危险物质”有罪的逻辑，那么莫非“投放真实危险物质”是无罪的？我不知道法学里有没有“同罪同名”这条原则。如果没有，应该确立；如果有了，算我无知。这一系列“扎针”案件定罪的最大问题是没有遵行“同罪同名原则”。既然都是因“扎针”犯罪，所得罪名理应是一样的，何以最终各不相同？这说明，刑法中尚未有一个完全适合“扎针”这一犯罪现象的罪名，定罪量刑时胡乱类比“挂靠”一番了事。 各家媒体报道“扎针案”时，常常使用“恐怖”这个词。媒体的这个定位或定性是准确的。“扎针人”的动机和实际效果都与“恐怖”相连：“扎针”是为了制造恐怖，结果也的确造成了社会恐怖，几乎达到风声鹤唳，人人不敢上街的地步。所以，“扎针案”准确的定性应是“恐怖罪”。有人马上要问了：你这不是把“扎针人”与本·拉登混在一起了吗？不。“扎针”是“恐怖行为”，9·11是“恐怖主义行为”，恐怖行为与恐怖主义行为可以区分得清清楚楚。 恐怖主义的核心内涵有两点：一个是恐怖，一个是主义。不恐怖不是恐怖主义，恐怖而若没有主义，仍然不是恐怖主义。只有既恐怖，又有一套主义，才叫恐怖主义。这意味着：恐怖行为与非恐怖行为应该区别；恐怖行为与恐怖主义也有区别。 一般的杀人灭迹，非常残酷，听上去也很可怖，可它不是恐怖活动。恐怖活动的行为人看重恐怖造成的影响超过看重具体受害者，把杀一个人弄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跟杀一万人带来的效果一样，在他们看来是最成功的举动。惟恐公众不知道他们制造的恐怖事件，以恐怖气氛扰乱社会，是恐怖行为的目的所在。相反，如杀人灭迹，行为人主观上惟恐别人知道他杀人，客观上没有造成公众恐怖，就不能叫恐怖活动。再如寻找冤头债主报仇雪恨，哪怕将仇人大卸八块，也不被称为恐怖活动。为什么？因为双方当事人恩怨关系明确，杀人目标准确，不会给无恩怨关系的其他社会公众造成恐怖心理。不造成恐怖气氛，就不是恐怖活动。 由此可说，恐怖活动与非恐怖活动的区别在于：第一，行为人有没有给社会公众带来恐怖的故意；（尤其是）第二，社会公众能不能判断类似的厄运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如果公众能判断类似的厄运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就不是恐怖活动。对照一下，“扎针”行为既有故意，又与受害人没有直接恩怨，遂造成大范围的社会恐怖或恐慌，无疑应属于恐怖行为。 凶手个人或团伙走火入魔，如“扎针人”，仇视社会，惟恐天下不乱，虽然可能是恐怖活动，却未必就是恐怖主义。恐怖活动与恐怖主义的差别在于有没有“主义”。恐怖活动有主义的外在特征，一是有组织；二是连锁性作案，时间上有持续性。空间上有照应性。恐怖活动有主义的内在特征是：有一套社会政治理想或宗教信仰方面的说辞，具体的恐怖活动只是实现其社会政治理想的手段。9·11事件，第一，世贸大厦里的几千人与事件制造者远世无冤，近世无仇；第二，不是孤零零的事件，而是前后左右一系列的恐怖事件（就像联网闪烁的灯光）中的一件；第三，有一整套说辞，因而尽管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定义各执一词，但是对9·11事件性质的认定则众口一词：乃不折不扣的恐怖主义。 比如劫机行为，如果只是为了偷渡而劫机，孤零零的一个突发事件，既无作案系统，又无任何主义，虽然同机乘客受惊不小，可是劫机者毕竟不以制造恐怖为旨趣，所以也不能叫恐怖罪，起码不能叫恐怖主义罪。再如对受国际保护的外交人员，如果侵害者是普通人，只是看起来一个外国人拎个大包，挺阔气，心忖此君必有大钱，于是发生抢包，这无论如何与恐怖主义不沾边，因而也说不上是恐怖主义罪。 有人把恐怖主义的上源追溯到荆轲刺秦王和古罗马恺撒大帝遇刺，可是根据恐怖主义的核心内涵判断，此二者充其量可以定性为恐怖行为。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和1914年奥匈帝国斐迪南大公遇刺，也只是恐怖活动，不是恐怖主义。为什么？因为这些恐怖活动虽然有主义，比如复兴国家，可是它们不具备组织上的系统性，特别是不具备时间上的持续性和空间上联网式的照应性，不成规模，仍然称不上是恐怖主义。 国际法已有恐怖主义罪名。我国刑法各罪里似应分化出一个恐怖罪：主观上有制造恐怖的故意（为恐怖而恐怖，如“扎针”行为），或即便没有主观故意，但客观上给社会造成了恐怖气氛（不为恐怖而恐怖的恐怖），而且又没有什么系统的主义，如海盗行为。近年中国北方某些城市发生的“斧头帮”案，凶手只是为了抢劫钱物，并无恐怖故意，可是客观上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就应归入恐怖罪。既没有恐怖故意，又没有造成恐怖气氛，如杀人灭迹，则是一般刑事罪。恐怖杀人罪在量刑上应当重于一般的杀人罪（如仇杀、劫杀等），因为它还带来社会动荡，造成公众的恐怖心理。（焦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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