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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主笔 许如远/文
像身处20世纪初的很多杰出知识分子一样，H.·韦尔斯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震惊却无能为力。伯特兰·罗素进行了街头抗议，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小说中探索人类心灵的断裂感，T·S·艾略特说“我们的世界是一片荒原”，而韦尔斯决定写一部富有当代意义的历史书，他想提醒在战争中相互厮杀的人们，我们都源于一个共同的传统，虽身属相异的国家与民族，却都是人类整体的一部分。
出版于1919年的《世界史纲》复兴了“全球史”研究风潮，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到斯塔夫里诺斯的《全球通史》，这些试图洞悉过去与未来的智者不断强调，我们该如何突破狭隘的眼界，在这个接触日益紧密的世界，理解别人就是理解自己，我们彼此间仍可能发生毁灭性的冲突，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我们很难再回到孤立的状态。人们会说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一切历史就变成了世界史，但只有到了20世纪，这个命题才变得如此清晰。
惟有带有这种角度，你才能更好的理解9·11悲剧。如同全球其他媒体一样，《经济观察报》在两架飞机撞向双子塔后发出了“告别昨日世界”的感慨，从此，我们就开始时刻告诫自己：我们正在目击历史的转折。我们看到了国际风云的变化，世界经济的起落，地区冲突的继续，人们心理的改变，但这一切像极了一位悲观的历史学家所言，历史不过是“一件又一件糟透的事”的集合。
对历史性事件的纪念与重估是人类根除不了的瘾症，但几乎所有的严肃的观察者都要承认，试图评价9·11所造成的影响仍为时过早。在重新回顾过去一年中的言论时，我们会吃惊于自己多么善于乱下判断。“全球化已经终结”，伦敦经济学院的著名全球化研究者约翰·格雷暂钉截铁地说，但全球贸易与效在短暂的停滞后继续上涨；经济学家们普遍认定全球经济会进入衰退期。的确，它衰退了，但衰退的迹象在2002年9月之前就已出现，况且，安然公司的肯尼斯·雷与世通公司的伯尼·埃伯斯似乎比本·拉登与奥马尔起的作用更大；9·11的影响也并未立刻波及到全世界，在大多数国家看来，它仍是一场美国的国内事件，它彻底地改变了美国，却未能彻底地改变世界。
但一年后，我们很可能再次像今天嘲笑几个月前观点一样嘲笑今日的判断。历史的可怕与迷人之处在于它缺乏必然的指向，我们在过去一年中反复强调“我们害怕不确定性”，却忘记了一个确定性的世界更加糟糕，它必然伴生的乏味感到败坏人类的智慧与情感。历史永远是由共生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构成的，分裂的力量愈大，聚合的趋势也愈明显。所以，我们在过去一年中，看到了矛盾重重的一幕，一些地区街头的庆祝游戏印证了反美情绪的流行，但同时新的反恐联盟也形成了，尽管它仍不够牢固。
过去一年中所出现的混乱感，很大程度是由于我们的观念与实际行动的脱节造成的。只有在很少的时代，伟大的政治家与伟大的思想家才能做到步调一致，伟大人物必须兼具两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们只看到政客与军事机器，韦尔斯与罗素的意见无足轻重。二战或许更加悲壮，但线索却更为清晰，它出现了罗斯福、丘吉尔与凯恩斯这样的人物，他们的理想与行动步调一致，鼓舞人心。但在今天，乔治·布什、布莱尔、施罗德、希拉克的行动与塞缪尔·亨廷顿、福兰西斯·福山似乎毫无关系。精明过人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喜欢这样类比：“我真的认为这个时期类似于1945-1947年间……国际政治的格局开始转移。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必须认清这种转变，并在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必须认清这种转变，并在情况变糟之前确认美国的利益与机制。”但在过去一年中，政治学家们不停的争论“后现代国家”、“文明的冲突”、“历史的终结”，我们却从未看到高瞻远瞩的政治行动。我们得承认，我们的确身处一个智力匮乏的时代，我们能够尽量多的记录世界，却无法理解它，更无法将思想注入行动。
尽管我们的判断常常荒谬，我们却需要不断地做到判断以辨别方向，人类社会就像一架试错机器，它前进一步，遇到障碍，然后修正自己，再前进。在这种意义上，9·11起到了一次自我纠正作用，即纠正了整个90年代过于商业化与乐观化的倾向，它提醒了全球仍面临的严重不平等与相互误解，它解读了全球化的另一面：“全球化”不仅是科技、贸易、金融的全球化，同样也是恐怖主义、犯罪、洗钱、仇恨的全球化。
在H·G·韦尔斯写作了《世界史纲》20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因为希特勒不相信犹太人也是上帝创造出来的，而很多狂热的日尔曼人确信别的民族低人一等，他们并非源于共同的人类传统。日本也是这样看待亚洲各国的。9·11似乎仍是这种强烈的误读传统的延续者。这些悲剧嘲笑了韦尔斯的努力，却并非证明他的努力全无用处。20世纪充满悲剧，我们却最终发现，即使两次世界大战都未能终止世界的进一步渗透融合。
除了回望过去，我们同样热衷于展望未来。早在2001年，英国历史学家尼尔·福格森即畅想了2011年的纽约，显然他是个悲观主义者，10年后的纽约变成了类似耶路撒冷、贝鲁特那样的城市，它被永不停息的混乱伴随着。他分析了9·11事件的四个直接后果；恐怖主义的全球化；第二次能源危机的爆发；美国正式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多元文政体的碎片化。过去一年的经历表明，至少第一与第三条已经成立。
在未来的若干年，关于9·11的争论仍会继续，我们也有可能在2011年斩钉截铁地说，2001年9月11日的确是现代历史的一个伟大转折点。我们更愿意保守地相信，9·11仍是20世纪诸多惨剧的延伸，除了人类必然的悲剧性以外，它主要源于误读与狭隘，不管是那些恐怖分子，还是其他国家的表现，我们都看出了不同国家与民族间的深刻不理解。我们仍愿意继续H·G·韦尔斯的工作，尽管他的可行性让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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