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让悲愤之情淹没理性，不能让道德批评替代反省。我们应该予以深层次的反思，比如我们的教育管理体制，教育观念以及师德建设等等，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又该怎样予以修正或弥补？

　　今日本报报道了被警方称为“中国校园系列强奸第一案”的四川达州市系列强奸案。让人关注的是，在此一系列案件中，一些学校的校领导及老师瞒（缓）报案情的现象不仅普遍存在，而且更是以触目惊心甚至令人发指的方式出现在人们眼前。

　　刘静（13岁女生，化名）被强奸后，刘和同学呼救，领导和值班老师赶来，问清情况后安慰刘静：“不要告诉在外打工的父母，省得他们担心，更不能报案，以免名誉受损。”见刘的床上有血迹，老师让同学帮忙将床单和衣服拿去洗了，并叮嘱在场的女生不要将此事声张出去。之后，校领导报警称，学校女生宿舍被盗。

　　在当地另一所学校的另一起强奸案中，校方不仅要发生强奸案的宿舍里的10余个女生不要将“丑事”说出去，而且让女生们赶紧相互将席子、床单调换，让两名被强奸女生把衣服换掉，将所有的遗迹清洗干净。当警方从另外渠道得知这起强奸案时，校方却指称被强暴者是另外一名女生，结果经鉴定，该女生处女膜完好，直到警方再次实施检查，总算知道了真正的被强奸者。

　　众所周知，一些犯罪分子在做案之后，通常会破坏现场，毁灭证据，以避免可能留下不利于自己的罪证，然而在达州的系列强奸案中，犯罪分子根本不必要这样“处心极虑”，因为所有这一切，已经有人替他做好了，不论是瞒而不报或缓报，还是及时破坏现场，消灭证据，并稳定受害者情绪，以杜绝可能的“不确定因素”，甚至包括人为设置一些不利于警方破案的障碍，等等，这一切甚至可能做得比犯罪分子做的或预想的都更好，更周密。

　　对此，我们忍不住要问的是，“犯罪分子”真的是一个人吗？谁是强奸犯的帮凶？谁为强奸女学生“大开方便之门”？

　　5月22日，当地媒体发表了题为《缓报瞒报的责任人该查处》的社评，直指“故意缓报、瞒报女学生被抢劫、被强奸重大案件的学校领导、老师”，认为“对那些缓报、瞒报案情的学校领导、老师应该严肃查处”。是的，一些瞒（缓）报案情的学校领导及老师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不论是作为学校还是老师，原本都应当充当学生的“保护者”，为什么反过来倒成为强奸犯的“帮凶”？又为什么这种瞒（缓）现象在当地成了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一位校长道出了“瞒报缓报”的普遍心态：“现行规定的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制，只要出了问题，以往的先进成绩就要被全部抹煞，我们的先进来得容易吗？”一位老师则认为，极个别的校长和老师瞒报和缓报案件，是为了学校的声誉以及争先进，“完全是利益驱动所致”。仅仅是学校声誉这种利益的驱动吗？也许更重要的，是这种利益背后的更大的利益，比如生源，学校甚至上一级管理者的直接利益，等等。我们看到，正因为这些“私利”，才使得在系列强奸案这个天平上，学校利益以绝对的重量，使放着被强奸学生乃至全部学生的权利和尊严的一方高高地翘起。

　　达州校园系列强奸案暴露出来的问题无不令人深思，比如，犯罪分子为何易于得逞，一些女学生在犯罪分子的淫威之下为什么噤若寒蝉，在受到侵犯后为什么不主动报案，又为什么对学校或老师的话言听计从？这些都值得关注，但一些以育人为本的学校、为人师表的老师在学生权利受到严重侵害之后所采取的行动，无疑更加令人痛心，发人深省。

　　正如报道所说，“受害女学生有的被迫退学，有的服毒自杀，有的成天精神恍惚，女生们人人自危，家长惶恐不安”，显然这一切不能因为犯罪分子被抓获，或瞒（缓）报案件的学校或老师被处理而划上句号，而那些被伤害以及被摧残者的泪也不能白流。我们不能让悲愤之情淹没理性，不能让道德批评替代反省。我们应该予以深层次的反思，比如我们的教育管理体制、教育观念以及师德建设等等，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又该怎样予以修正或弥补。

　　□本报评论员　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