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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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道德和法律的边界

　　声音：国家在政策上面有没有关于“性”在开放程度上的规定和限制？

　　李银河：在刑法上有一个罪名叫做“聚众淫乱”，大概在20年前有四对中年夫妇经常互相“换偶”，其中这八个人为首的判的是死刑，也有无期徒刑、判十五徒刑的。罪名就是“聚众淫乱”。而现在我们很少听到这样的事情，这是不是可以说现在的法律已经“名存实亡”了。现实是法律还在那里，却不再执行了。

　　声音：在“性”方面放宽政策的同时，色情、嫖娼、性广告等相关的政策是否也应该跟着放宽？

　　李银河：对，实际上人们的行为已经和各种规定、法规越走越远了。最明显的就是卖淫。中国的刑法要处罚“淫媒（中国刑法不处罚卖淫本身）”，北京在前几年还枪毙过一个“老鸨”，杭州也曾经枪毙过一个。这在全世界都挺少见的。

　　在全世界都没有听说过枪毙“妈咪”的，中国刑法就有死刑这一条，幸亏还没有枪毙卖淫小姐，如果是这样的话，全中国可能要枪毙几百万。《制安管理条例》第三十条，有禁止卖淫这一项，就是对卖淫妇女会进行半年到两年的劳教。

　　国外的女性主义对这件事意见很大，这样做首先侵犯了她们的人身自由。实际上它本身都是成人之间自愿的行为。

　　声音：但它存在着金钱的交易，这样也不应该得到处罚吗？

　　李银河：但是它还是自愿的，它不是强奸。“性服务”本身也一种工作，比如说是一个老板包了一个“二奶”，你就不能把“二奶”抓去劳教。另外有一些女人完全由男人供养，她自己没有工作，你也不能把这个妻子抓起来劳教。这些性质实际上是完全一样的。同样是由男人供养，这个人你处罚，那个人你就不处罚，这种法规就存在逻辑性的毛病和问题。

　　声音：“性解放”这个词被提出来之后，给相应的“换夫（妻）游戏、群体性交、同性恋……”提供了更多的宽容，这里面会不会对社会道德、伦理、家庭造成影响和伤害？

　　李银河：我觉得只要是在自愿的前提下，就不会有什么伤害。无论是四个人、八个人，那只是他们的一种娱乐或者生活方式。但是如果是婚外性质的“性开放”就会对婚姻造成伤害（当然也有特例），最新的《婚姻法》里规定了重婚罪，如果是婚外同居，在离婚分财产上就不能平分（少分甚至不分）。

　　边缘性爱形式

　　声音：现在流行着一种虚拟性爱，它算不算一种性生活？在没有身体接触的前提下，很多人说他们达到了性高潮，你觉得这里的可信度有多大？

　　李银河：它也算一种性行为，虚拟的性行为在艾滋病流行的时代被看做是惟一安全的。达到性高潮的可能性完全存在，通过两个人语言的传递进行自慰，完全是正常的。

　　声音：有些人在性上面存在着一种暴力倾向，它也是在双方自愿的情况发生的，这种心态主要表现在哪里？

　　李银河：这种“暴力”事实上也是一种“虚拟的暴力”，它和真正的暴力有很明显的区别，这里面有很微妙的关系。

　　声音：有资料显示中国有1/4的家庭处于无性状态，能谈谈这是什么原因吗？

　　李银河：这个统计数字存在逻辑问题，不可能进入无性时代。如果说这个1/4是可靠的话，那就绝对不可能发生在20到30的年龄段。这个统计可能和中国整个人口的老龄化有关，今年进入65岁以上的老人已经占人口总数量的10%了，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社会。但不能说这是“无性”的前兆。

　　声音：您在《婚姻法》的修改讨论中也提出给予同性恋合法的权利，能不能谈谈给予他们怎样的合法权益？

　　李银河：在全世界都有这样的规律，对同性恋的容忍度和这个国家的教育程度、经济地位、文化发展程度成正比。接受同性恋的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可以达到70到80%，社会地位、接受的教育程度越低，他对同性恋的容忍程度就越低，在中国也有这样的情况。而中国给予同性恋者以权利代表着中国人权的进步，同性恋也是一个享有权利的公民，比如说结婚的权利。在我看来，中国有很多先天的优势，中国在古代一直对同性恋没有特别严厉的看法。只是我们没有利用这些长处，西方都有很多对同性恋残酷迫害的历史，反而他们会走到前面，而我们代表先进的文化，在这方面做得还是比较的落后。

　　声音：同性恋在中国有没有上升的倾向？

　　李银河：他们只是浮出水面，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同性恋聚会的场所，看起来显得多了，实际上的比例还是比较固定。这也是一个进步，以前同性恋自杀的倾向相当高（现在也比较高），他们大都比较压抑，家庭、社会给予他们的压力也很多。

　　声音：同性恋有没有一个比较集中的职业化的分布？

　　李银河：可能有偏向，你比如服装设计大师几乎全是同性恋（或者双性恋），据说，美容美发行业、花样滑冰、舞蹈也有偏向。这和个人的审美意识、观念意识都有很大的关系。

　　关于性安全

　　声音：艾滋病、性病在亚洲的比重逐年上升，这与“性解放”有关吗？

　　李银河：艾滋病的传染主要还是静脉吸毒的传染，这种传染的机率是70到80%，和性的关系有一点，但所占的比率不多，是30%左右。而艾滋病夸大了人们的恐惧，事实上如果没有体液和血液的接触，是没办法传染上的。

　　声音：很多人谈到“安全套”都表示不愿意接受，是否有性自由与性安全的平衡点？

　　李银河：中国的娼妓群体性病比较高，在西方可以控制在5%以下，而中国的调查是70到80%都有性病，这就让人觉得有点恐怖。这也和妓女处在非法状态上有关系，国外有很多注册的场所，而不像我们国家表现得那样隐蔽。如果可以以公开的形式出现，比如公开的看病，定期给她们检查身体，这样就会好得多。

　　在性安全问题上还是要尽量有选择性的处理自己的性伴侣。每增加一个性伴侣，危险性就会成几倍的增长，另外还是要接受安全套，这也是目前效预防性病、艾滋病的比较有效的办法。

　　事实上对“性开放”还是应该有所限制，你完全可以选择，是要性病、艾滋病还是要较少一部分的快乐。一定要知道这种危险性。

　　声音：请谈谈中国的性教育。

　　李银河：国家应该有比较早的性教育，应该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性病、怎样避免怀孕。现在我们国家的性教育才刚刚起步，北京海淀区在做试点，东北编了一套教材，但还没有推广。对于性教育一直存在争议，但是它已经势在必行，两害相全（权）取其轻，家长们反对主要是不想让孩子太早的涉及到性的问题，但是通过其他的途径（而当今这种途径随处可见）知道更多错误的东西就非常麻烦。所以，必须让他们比较早的了解“性”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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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性之

　　计划生育

　　从1981年，中国设立“计生委”政府机构，到1982年中共提出“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计划生育成了中国农村头等大事。一部分农民误解道：“俺这农村本来就没啥子娱乐，惟一上床的乐呵事也要被计划！”但不平归不平，在基本国策下，上环、结扎、人流、避孕套等“人口控制”措施不断实行，同时也造就了农村“超生游击队”，城镇出现更多堕胎队伍。与之相关的精神文明产物是，计划生育标语口号，据有心人搜集，曰：“一人结扎，全家光荣”，“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大龄青年

　　从80年代开始，中国城市农村出现男女比例失衡，组织上将一批未能在法定结婚年龄享受恋爱成果的年轻一代称为“大龄青年”。并配套成立了“拯救”他们的“婚姻介绍所”。如果那个时候21岁未结婚为大龄的话，现在这个年龄娶媳妇则是不折不扣的早婚了。现在多少岁算大龄？没人说的清，在年轻女子纷纷涌进都市，农村男女比例加剧失衡的状态下，大龄依然是需要“拯救”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小姐”

　　据说被知识分子糟蹋的词汇有“农民”、“同志”、“小姐”等。我们无法搞清“小姐”如何战胜“婊子”、“鸡”、“妓女”、“三陪”，成为女性服务者专用名词的。但现实就是这样，我们一边忍受着漂亮服务员的白眼（“靠，你才是小姐呢”）一边不自觉地看“小姐”的旗帜从天涯（海口）直插到内地（太原），巍然形成繁荣“娼”盛的中国地下“性产业”。60年代，周恩来回答记者中国有没有妓女时说，“有，在台湾。”现在的法律依然禁止娼妓。你若还这么问，回答是，“给点小费我送你一程，你要50的,还是500？”

　　扫黄

　　扫黄从来是中国政府警觉“黄、赌、毒”的首要任务。它的打击范围包括从前的淫秽读物（先有《红楼梦》、《三言二拍》、《少女之心》，后有《废都》、《上海宝贝》等）、黄色录像、现在的卖淫嫖娼等。据公安部门统计，1984年全国卖淫嫖娼人员12281人次，1989年已经有10万人次，1991年则突破20万人次，1996某次严打中即查处14.2万人次。扫黄越扫越多的确是件让政府头疼的事。已经有地方政府开始向被扫者征收税费、发放安全套。在人们喋喋不休指责纵容娼妓的论调里，让性病艾滋少呈现泛滥之势，这或许是当前最实际的工作。

　　人体模特

　　1925年刘海粟因为在美术课起用人体模特，被法院判罚50元。今天的艺术家在进行裸体的行为艺术时，仍须使自己处于远离警察的地下状态。但展览馆的大厅里人体画像和雕塑已经不用蒙上黑布了。

　　上世纪初中国就有了人力车夫及其妻子的裸体照。早期的摄影大师郎静山先生拍摄了第一幅人体摄影作品，这幅今天看来似乎很平常的照片也成了中国最早的一张人体写真，照片中的“中国第一人”女人体模特已被证明姓张，四天后她被父亲打得遍体鳞伤。直一到21世纪的2001年，中国大陆才有了第一次人体摄影展出。虽然此前人体模特可以在商业化的操作下，在商场里闲庭信步，很乐意接受观众追逐的眼光和道学家们飞扬的舌头。

　　“毛片”

　　1982年，《庐山恋》初次出现了接吻镜头。时隔4年，刘晓庆在《芙蓉镇》里和姜文创造了接吻时间最长记录。电影《寡妇村》因为署上“少儿不宜”，才使这部情节冗长的影片观众趋之若鹜。随着港台版的三级片、日欧版的黄片的流入，中国电影便因为如此“小儿科”而丧失了观众。毛片成了性启蒙教育的一种特别的手段，在公众的耳目之外偷偷流传着。也因此成了灾难的牺牲。石家庄录像厅的一次火灾，十几位看毛片的观众被火舌吞没；陕西一对夫妻看毛片，尽管是2002年，依然没有被警察放过。

　　处女膜

　　“是贞操重要还是真爱重要？”这个问题是五四时期提出来的。80年代一位妙手回春的医生首次为一个被强暴的女孩子进行了处女膜修补手术，上帝知道这位医生是否搅起了一场有关于“贞操”的战争。一方面人们开始思考：处女膜是否就等同于处女？一方面它似乎给了怀揣“处女情结”的男权主义者们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和借口，“小姐”们更是在这种“缝合中”得到了更多的实惠和满足，满大街的处女膜修补术和满世界的寻找“最后一只恐龙”的标签，使人们不禁想知道：谁是真正处女？

　　精子库

　　昆德拉的小说里就有这么一个医生，他用他的精子帮助了若干在婚姻上出现麻烦的女人，使她们神奇地怀上了自己的孩子。他怀揣着一个梦想：让世界上的人在若干年以后，全变成兄弟姐妹。精子库的出现是否会真的完成他这个使命？它在给中国1000万个不育家庭制造了机会的同时，也引起了中国第一场关于谁是谁的爸爸的猜忌。2001年，中国提出了相关的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它在规范了精子的质量和数量的同时，还为未来的爸爸们隐藏了其真实的身份。

　　避孕套&安全套

　　王朔在他的小说中让主人公将避孕套吹成气球，完成了避孕套（计划生育用品）向安全套（性生活安全用品）转换过程中，它所应具有的娱乐性。从“避孕”到“安全”概念的转换，也让街头 “计生用品店”敢于改换门庭为“性用品”店。与之共同陈列的还包括“性慰具”等“性”致勃勃的产品。但直到最近，在艾滋病的威胁下，中国终于开禁安全套广告。不知道明年新出炉的安全套广告词会是“今天你戴套了没有”，还是“安全套，我用的是刁牌，透明套，我用的还是刁牌”？

　　黄段子

　　从手抄本《少女之心》完成了性启蒙的一代，经历了课桌文学、厕所文学后，终于使文学爱好者成了今天的文化工作者。黄段子在酒席上从首长开始得以自上而下的传达。黄段子具备了如许的典型性：男性的、征服性的、权力性的、精神性等等主流政治性特征。直到手机短消息定制、网络化流传后，黄段子终于在商业中完成了全民狂欢的性骚扰普及。你打开手机看看吧：“插进去试试”，“有点紧”；“再往里面进去点”，“疼”；“左右晃晃”，“嗯”；“舒服吗”，“舒服”；“那好，就这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