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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玉岭委员：为中国城市化献策建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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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SOHU.COM 2003年03月07日15:50 中国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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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标志，对城市化的推进虽不能操之过急，但也绝不能没有加速城市的紧迫感。
城市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城市化是现代化必然要实现的目标，也是现代化的基本标志。因此，世界各国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十分重视城市化，特别是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很多国家明显加快了城市化进程。
资料记载，1800年至1980年的180年中，世界人口增长3.5倍，而城市人口却增长35倍，迄今一般发达国家城市化率达到80%以上，农业劳动力所占人口比重仅为5%左右，就连日本农业劳动力有总人口的4.7%，韩国为10.5%。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50年来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还不到人口增长速度的3倍，这同世界上的10倍相比，我们的城市化是太缓慢了。
迄今，中国有8亿多人口在农村，由于户籍制度的阻隔，不仅导致了城乡差距，工农差距的逐渐拉大，而且因为农民占总人口比重过大，在农民收入较低情况下，导致启动内需的困难，总需求不足抑制了经济的增长。为推进我国现代化早日实现，我们必须走城市化道路，把更多的农民转移到城市中。因为我们不可想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农民还将占取人口的大多数。
户籍制度的森严，对我国城市化的抑制不可低估。90年代是我国经济大发展的年代，但是，我国1990年至1998年的城市化水平，仅增加4个百分点，这八年间城市化进程还赶不上1949年至1957年的八年间，解放初的八年间城市化率提高了4.8个百分点。
有关部门称，我国城镇化最近四年提高了7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已达4.81亿人，实际上这是与改变统计口径有关系。试想7个百分点，至少是8000万人，如果真有这样四年进城8000万农民的城市化速度，我们就不用担心我国农民的转移问题了。
经查《200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0年全国35个省会和计划单列城市实有人口10.8729亿，占全国人口的85.2%，其中城区人口2.8583亿人，依此推算城市化率为26.5%。若以管辖范围内的非农人口（2.9622亿）来评价，城市化率为27.3%。占人口85%以上的省会和计划单列城市尚且如此，全国的城市化率是难以高过这个水平的。所以，我们不能轻意把4年来我国城市化率增加7个百点分作为我们指导或决策城市化的根据和依托，否则，会错判城市化形势，贻误对城市化的推进。
推进城市化不仅是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必经之路，也是解决我们社会发展中一系列其他深层次矛盾的根本途径。我国下一步的现代化将取决于下一步的城市化。为此，我们绝不能放松城市化，一定要增强推进城市化的紧迫感。
二、不能笼统地提倡城镇化，发展城镇和城市是因地制宜的合理选择，作为国家使命应是重点推进一批百万人城市的规划和发展。
我国农村量大、面广，农民人口众多。国情决定在中国发展小城镇对中国城市化进程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小城镇的发展一定要因地而宜，在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情况下，各地方对是发展城镇还是发展城市，必须要进行认真的选择。
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可以说都是经历了由分散到集中，再由集中到分散的过程，以加拿大蒙特利尔和美国洛杉矶为例，它们周围都有60多个小城镇。实际上这些小城镇都是蒙特利尔和洛杉矶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产业和人口向四周扩散的结果。因此，要改变农业人口占多数的落后面貌，首先要发展大城市，大城市不仅可以使各种生产和社会发展的要素向城市聚集，使其碰撞和融合，产生“倍增效应”，而且可以最有效的推进社会分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城市的规模越大，聚集能力越强，分工要求越高，创造就业岗位越多，对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就越突出。马克思曾说过，“城市越大搬到里面就越有利”。大城市是地域经济的“头脑”和“心脏”。
从这点考虑，我国已有大城市带动的地区，其城市化的方向，应该是发展小城镇；对于缺乏大城市带动，人口相对密集，经济依然落后的地区，城市化的主要任务应是发展大城市。例如我国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渤海经济圈，由于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分布较多，发展小城镇不仅具备了良好条件，也具备了客观需要。相反，在经济相对滞后，农业人口又相对密集的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和四川等发展大城市将比发展小城镇更重要。
中国现在共有662个城市，城市最多的省是广东、山东和江苏，它们分别拥有城市52个，48个和41个。这三个省拥有百万人城市和50万人以上城市的数量均居全国各省的前三名。广东有百万人以上城市21个，50万人以上城市37个，山东和江苏分别为20个和47个，19个和38个。这三省各自拥有的百万人以上的大城市，超过了人口第一大省河南省的两倍多。这三个省的GDP总量也在全国名列前三名，而且人均GDP也是河南省的2倍多。由此可见百万人的大城市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为了推进全国的现代化和更有效的使农民向城市转移，国家一定要在经济相对滞后的农业人口大省规划和发展一百万人的大城市。例如，河南、四川、安徽、江西、湖南这5个省人口占全国1/4以上，人均GDP比全国平均值低2000元以上，流入外省的打工人员占全国总量的55%，这不仅意味着这5个省在国家发展中举足轻重，而且说明这五个省经济滞后，就业岗位严重缺乏。除四川列入西部大开发外，河南、湖南、安徽、江西应该成为推进城市化的重要试验区。这4个省的城市化重点，又应以人口分布为依据，对管辖区人口超过500万人的地区，应考虑发展一个百万人的大城市。并由国家给予有计划的支持和扶植。
城市固然要靠经济发展来成长，但国家的行政干预和财力支持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缺少的。例如深圳，没有国家的扶植，是不可能由一个小渔村，经过15年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又如上海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前，发展比较缓慢，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谈到，“回过头看，我的一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此后，把浦东划为享有特区政策的开发区之后，上海才90年代迅速崛起。由此可见，中国城市的发展中，中央的政策和扶植是特别重要的。
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中央给东部地区很多扶植政策，才使东部取得了巨大发展。例如享受特区政策的高科技开发区，在广东、山东、江苏三省的数量接近全国总数的1/3，总面积占到全国的41%，如今，为了中西部的发展，除进行西部大开发外，应该在中部省区给政策，给条件，发展一批大城市，这不仅是必要的、应该的，也是完全可能的。通过国家对城市化的推动，一定会把农业人口大省的发展带起来。
三、既要启动农村对城市化的推动力，又要加强城市对城市化的吸纳力，一切大中城市都要降低门槛，为确保农民入城安家立业创造条件。
21世纪是城市经济世纪。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茨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城市化”。如何推动中国的城市化？除了前述的认识问题，取向与规划问题外，重要的是要一方面启动农民对城市化的“推动力”，另一方面要强化城市对城市化的“吸纳力”。
所谓农民对城市化的“推动力”，就是农民对城市化的需求，愿望及实现这些需求和愿望的承受力。由于中国城市的居住、工作、生活、教育、医疗和社保条件等都明显好过农村，所以很多农民把跳出农村走进城市作为奋斗的理想和愿望，从这点讲，农民对城市化的冲动是存在的。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民工潮”，其规模越来越大，它不仅对森严壁垒的户籍制度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也给中国的城市化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据有关方面测算，现在农村还有1.5亿剩余劳动力期待着走向城市，以“民工潮”形式存在的对城市化的推动力将会长期存在的。
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及劳动市场竞争的加剧，农民工将因受教育年限较少，技能缺乏，面临着在城市就业市场愈小的危机和困难。为保持对城市化的推动力，需要大力加强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和进行多种就业技能的培训，包括计算机、外语培训都是十分必要的。
农民进城，要在城里租房，买房或是参加培训创业，都需要有资金作支撑。因此要保住“民工潮”对城市的推动力，特别是要让更多的农民工摆脱侯鸟式的生活，真正在城市里落下户来，一定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推动城市化的承受力。
所谓城市对城市化的“吸纳力”，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缺少的。“吸纳力”的大小取决于城市门槛的高低、就业岗位的多少，更取决于城市各方面对农民在城市就业和生活的关爱多与少。
降低门槛，首先要打破户籍壁垒，现在虽然小城镇和一些中小城市在这方面有了改进，但是能够吸纳农民工最多的大城市，户籍壁垒仍没有打破。户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粮棉紧缺的结果。随着物质的丰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大常委会应考虑修改宪法，实行公民迁徙自由。这样才能扫除农民进城的障碍，才能增加城市对城市化的“吸纳力”。
城市就业岗位的开发，对城市吸纳农民工也至关重要。开发第三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是创造就业岗位的重要方面。城市越大，分工越严，三产岗位越多，所以发展大城市和增加城市人口的本身，也是开创就业岗位，提高“吸纳力”的重要手段。同美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员高达70%相比，我国存在有发展三产的巨大潜力，关键在城市化率的提高和城市规模扩大，只要能不断提高城市化率和城市的适度规模，我国的就业岗位将会被成倍的开发出来。
为了增加城市对城市化的“吸纳力”，还一定要增加城市对农民工的关爱度。首先要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促进农民工健康人格的形成。农民工为城市人民送报送奶、装修房屋、种花浇树、买卖蔬菜、打扫卫生、护理病人、担当保姆等。城市人应该关心体贴他们困难和疾苦，如他们的创业求职、子女教育、廉租住房、医疗保健、工资标准、生产安全、人身尊严以及克扣工资问题等。过去由于对农民工的歧视，这方面存在问题较多，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些问题，把解决这些问题与我国实现现代化，推进城市化的发展战略联系起来，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为全面加快城市化进程而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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