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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大家认不认同存在社会不公，而是怎样实现社会公平。”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实现社会公平 南方周末：目前国内东西部差距、社会贫富差距的现象已经不容忽视，有学者认为，这是社会分配不公造成的，我们注意到，您在1990年代就十分关注困难群体的社会地位及社会公正问题。 朱学勤：1990年代中期，国内自由主义学者与新左派之间的学术交锋还没有正式开始，我在一本学术著作的序言中就提到，社会不公问题，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重大障碍，如果处理不好会引起大的社会动荡。但新左派的朋友认为，自由主义学者是强化社会不公，夸大两极分化，这其实是一种混淆。 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大家认不认同存在社会不公，而是怎样实现社会公平。自由主义学者从来不认为今天的社会不存在社会不公正现象，而是比新左派更早认为，如果按这样发展下去社会将更加倾斜，更加令人不安。我们的民族如果要长久稳定地进入现代化社会，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 至于如何维护社会公正，我觉得新左派的朋友比较倾向于用反市场经济、反全球化的方法来解决社会不公问题，这同样是令人不安的。他们中有人还提出对“文革”要重新评价，要在那个时代的某些领域提取一些制度创新的因子，果真如是，中国社会将会发生巨大的历史倒退。 南方周末：新左派学者是否认为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必然会带来社会不公？ 朱学勤：对，而我们认为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并不必然造成社会不公，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中国20多年来的改革路径怎么判断。我觉得20多年改革所确立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是必须肯定的，融入世界潮流的发展方向也必须要肯定。与此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造成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混乱、某些社会群体的不满是在市场经济没有政治体制改革配合的情况下的单极改革带来的一种社会现象，这个发展方向应该总结修正。 在多年以前我们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同时提上议事日程，二者必须配套，这样才不至于走向拉美化的道路；新左派则认为这不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不是权力不受制约造成的，而是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原罪。 首先要给所有公民以平等的政治权利 南方周末：孙立平等学者认为，国内社会结构分层化的趋向已经非常明显。您本人曾经长期在安徽基层做田野调查，对这种分析有何评价？ 朱学勤：社会底层出现的一些演变，这是一个客观现象，有些地方比披露的情况还要严重。至于路径选择，我的看法是首先要给所有的公民以平等的政治权利。 政府高层对困难群众的关怀越来越重视，中央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说明决策层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当我们讨论社会不公问题的时候，应该注意从传统的轻徭薄赋模式中跳出来，从十六大提出的制度创新、体制创新、政治文明的角度，从宪法角度考虑农民的权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弱势地位，同时也能促使政治体制改革更上一层楼。 其次，不要仅仅从分配后果上来考虑，更应该关注问题的发生机制即生产机制。如果总是在分配环节重拳出击，强化二次分配，这样对保护社会各方面的生产积极性是不利的。比如不仅富人要求私有财产所有权受到保护，穷人的私有财产更应当受到保护。富人的私有资产如果得不到保护，无非影响他们的投资积极性。穷人呢？他可能只有三五亩薄地，如果不能用法律予以保护的话，一逼就到生存线以下去了。 南方周末：在城市化的浪潮中，新的贫困群体的出现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朱学勤：所谓城市新贫困群体至少是相对贫困，因为城市的公共产品、教育、住房补贴、社会最低保障等等，他们可以分享，即使这样他们的相对贫困也是不容忽视的。我经常在城市里碰到超负荷劳动的出租车司机，这种情况是不合理的；在一个政治文明、制度创新的社会，出租车司机完全可以有自己的行业组织来为自己争取合法的经济利益保障，而不是孤单一人与对方谈判。 在城市新贫困群体的外围是农民，他们的很多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当大规模圈地运动发生的时候，往往投告无门的是农民。沿海城市的建设，政府投入的金钱几乎是天文数字。政府是非生产单位，它的钱从哪里来，从目前国内的城市化浪潮来看，它实际上赚取了土地征迁与土地批租之间的巨大落差。 保护困难群众，首先应该保护他们合法的政治权利。在圈地过程中，政府不应走在批发商的前面，圈地之后再卖个好价钱，它应该主动退出，负责把土地批发商组织起来，与牺牲土地的农民进行谈判，并负责监督双方的行为是否符合游戏规则。 南方周末：以保护私有财产为目标的《物权法》草案已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这是否是一个好的动向？ 朱学勤：这实际上已经体现了财产所有者对所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立法就应该向这个方向走。 地方政府应该受地方立法机关的制约，但在目前地方立法机关的保护下，农民的基本权利究竟能够得到多大保证？ 我们曾经再三强调一个事实：政治权利是经济利益的根本保障。一个政治权利没有保障的社会阶层，其经济利益不会安全。私营企业主的政治权利正在得到逐步改善。农民处在弱势，更要给他们国民待遇。 市场经济制度始终是一种不坏的选择 南方周末：目前社会分化是否到了比较严重的地步？ 朱学勤：在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那只“看得见的脚”（行政干预）踩住了“看不见的手”，而在这个时候，新左派的朋友经常批判的是“看不见的手”，而不是那只“看得见的脚”。 到目前为止，市场经济制度始终是一种不坏的选择，它是宪政民主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必要充分条件。市场经济并不一定带来宪政民主，有可能走向拉美化的道路，造成社会动荡，因此我们在维护市场经济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与呼吁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朱学勤：上海大学教授）作者: 朱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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