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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是一个令我伤心欲绝的日子。去年这一天，我在南斯拉夫最好的朋友邵云环、许杏虎、朱颖被美国为首的北约用罪恶的导弹夺去了宝贵的生命。我当时是人民日报驻南记者，也是唯一一位住在使馆、死里逃生的中国记者。一年以来，我无时无刻不在回忆和怀念我的战友。
我想先说说我的老大姐邵云环。她是我的黑龙江老乡，非常要强，也非常敬业。她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总是默默无闻地工作，领导要求做什么就做什么。她没有任何的名利思想。她写的稿子有思想，有深度。我到南斯拉夫工作时，还特地带了一篇她与丈夫曹荣飞合作的稿子，那是一篇写于1992年的年终专稿，稿子写得非常有水平。对塞尔维亚民族特性和政治状况没有很深了解，很难写出来这样的稿件。她到贝尔格莱德没有几个月，就很快熟悉情况，并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稿件。除了公开报道外，还写了很多内部情况，为国内提供了宝贵的动态性分析。
当时，北约狂轰滥炸，电话线路很不畅通。有一段时间，我只能每天去邵云环家发稿。她一再坚持要给我把钥匙，让我无论何时都可以去她家发稿。她待人特别细心，经常安慰我的爱人小赵，让她不要太紧张。事件发生前一天，我还和她一起去尼什采访。230多公里的路，车上很挤，后座挤了四人。她年龄最大，却主动要求坐在后面。我从反光镜里看到，她几乎是蹲着，尽量把座位让给别人。回来时，她可以坐别人的车直接回使馆，但她知道我开车开了五六百公里，就一定要陪我回去。当时警报已经拉响。回到使馆后，她细心地提醒我关好车窗。我们那一趟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因为北约对平民使用了集束炸弹，当时还有很多炸弹没有爆炸。她说，我都快五十了，图什么名呀利呀，就这么干吧。她一直以大局为重，很多出名的事情都让给别人。分手时，我们都说，好好歇歇吧，明天还要采访呢。这是我们说的最后一句话，说完她就回去了。几小时后我再见她时，她已经去世了。她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又非常能克制感情。
她真像我们东北的高梁，朴朴实实的。我和她接触时间不长，只有两个月，但我们却成了好朋友。我觉得她一方面对人生看得特别豁达，另一方面又特别进取。她这个年龄正是出成果的时候，新华社对她的评价很高。她干工作时特别认真，有些年轻人可能不太理解。她说，将来你们会理解的。我们在一起时，她总是谈怎么把报道搞好，不要搞花架子，而是要搞真正的深度国际报道。我现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似乎就看到她在眼前走。我不相信她已经离开了我们。
许杏虎比我年纪小，也是个非常豁达的人。牺牲前几天，他还在光明日报发了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在南斯拉夫工作的中国记者。在我看来，其他记者是不会写这种为别人扬名的稿子的。我和小许是同时搬到使馆来的。搬来的那天，空袭警报拉响了，整个市区一片黑暗，他还到我家来，帮着收拾东西。我和他共用一条电话线，但从来没有因为抢着发稿出现抢用电话线的事情，有什么消息，我们彼此都会通报一声。而且我可以这么说，人民日报有几条署着我名字的消息还是许杏虎帮我写的。现在说来，那也是他的遗作。我记得有一次，就是轰炸总统官邸的时候，我当时去匈牙利取海事卫星电话，刚进边境，我问小许有什么消息吗，快帮我发一条，我来不及了。他很痛快地就答应了。
他的夫人朱颖和我妻子小赵特别要好，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女孩，为人热情、纯朴、善良，能力也非常强，但从不在人面前显示。她很乐于助人，有时我发电子邮件发不过去，她连自己家电脑的密码都告诉我。
在三位烈士身上，我真正看到，深深感受到战友之情、同胞之情；深深感受到他们热爱工作、勤奋学习、钻研业务、争创一流的优秀品格；深深感受到他们公而忘私、恪尽职守、顽强拼搏、奋发有为的高尚情操；深深感受到他们主持正义、嫉恶如仇、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凛然正气。我作为在南斯拉夫工作的一员，党和政府也给了我极高的荣誉，但比起三位烈士来，我的成绩远远算不了什么，他们的行动将一辈了激励我，鞭策我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为祖国的强大贡献我的全部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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