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

　　●非典出来后，最令人关心的还是它对经济的影响。全球各路神仙一齐跳将出来，数算非典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不过，“洋机构”们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以及非典影响的预测均偏低。非典已在二季度见顶，故最终中国经济仍有极高的几率达至8％的增长

　　●通常，我们会听到关于经济预测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一是只要有足够聪明的专家，足够快的电脑就可以料事如神。另外是经济太复杂了，根本不可能预测。其实答案在两者之间：可预测的经济具有不可预测性，不可预测的经济具有可预测性

　　●“洋机构”们调低调高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甚至可以说是家常便饭。这些预测家们大都远离中国，缺乏对于中国经济的“实感”

　　非典出来后，最令人关心的还是它对经济的影响。全球各路神仙一齐跳将出来，数算非典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不过，世上也许并无神仙。

　　香港《大公报》最近刊登一文，题为“摩根：非典风险可能被夸大”。文章引述摩根大通就非典对中国经济影响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在三至四月两个月疫症高峰期之时，国际机构对中国企业盈利预测调低势头进一步恶化，调高与调低的比例由16比14发展至16比20，对中国GDP增长的预测则调低了0.5至1个百分点。然而，现在看来非典风险被市场夸大了。该行预测，尽管中国第二季经济数据难免受疫症影响，但中国经济今年增长仍可保持在6.5－7.5％。

　　奇文读毕，我哈哈大笑。文章中“一错再错，以错抵错”的数算方法真是“空空妙手”！

　　数据的调整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一种纠错。摩根承认：原来夸大了风险，现在拨算回来。“洋机构”们调低调高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甚至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不过，摩根这一次的调整则非常有意思。原来包括摩根在内的国际机构去年对中国经济预测普遍过低，大多数都认为中国经济2003年只能增长7％左右，然而一季度中国GDP却增长了9.9％，可以说是天上地下。等到非典袭来，因原来的预测太低，而实际增长太高，这时倘要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的话，就只有错上加错，给非典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以一个较低的估计值，勉强得出一个大致不离谱的GDP增长的结论。这不是“空空妙手”是什么？

　　以笔者和朋友们最近完成的一份对于非典影响中国经济的分析报告而论，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本应达至10％上下，惜不期遭遇非典一盆凉水，如非典不能及时控制，其对经济最坏可达致3－5个百分点的负面影响，因此全年GDP增长有可能反落至5％。但非典已在二季度见顶，同时政府将在余下时间内出招，故实际负面影响约可控制至2个百分点以内，最终中国经济仍有极高的几率达至8％的增长。

　　两相观照，“洋机构”们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以及非典影响的预测均偏低。不过，笔者对此并不奇怪：这些预测家们大都远离中国，缺乏对于中国经济的“实感”，忽高忽低、调来调去也是情有可原。

　　不过，因经济预测的不准，人们常会怀疑经济预测的可行性。通常，我们会听到关于经济预测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一是只要有足够聪明的专家，足够快的电脑就可以料事如神。另外是经济预测完全不可行。经济太复杂了，根本不可能预测，预测经济本质上是“致命的自负”。

　　其实，答案在两者之间：可预测的经济具有不可预测性，与此同时不可预测的经济具有可预测性。

　　相比经济学数百年的历史，经济预测是个年轻的孩子。自上个世纪30年代计量经济模型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发展起来以后，才出生并逐渐风行一时。早期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构建，主要以三篇文献为核心：丁伯根的《美国的经济周期：1919－1932》、克莱茵的《美国经济波动：1921－1941》以及丁伯根带领建立的荷兰中央计划局1955年的模型（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有这三篇文献作基础，全球经济预测在战后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从荷兰到美国，从美国到英、法，又从发达国家到印度、拉美以及中国，从单个国别模型到全球多国模型，不亦乐乎。经济预测的方法和技术的应用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起来。

　　经济预测史已证明：经济预测是可行的，其科学性不见得低于气象预测。

　　然而，对于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经济，要想使经济预测完全达到精确，就好比是让人变成神仙一样不切实际。事实上，1970年代石油危机和“滞胀”都曾重创经济预测，其声誉也因此受到影响。

　　而像非典这样的突发事件更是经济预测的克星。尽管统计方法、数据调查、计算机硬件与软件突飞猛进，但这一切的进步均没有带来人们原先预期的经济预测方面的“大突破”，料事如神的灵丹妙药始终没有出现。所以，经济学家萨缪尔逊忍不住感叹地说过：“似乎我们正为一种测不准规律所控制着，这使得我们无法达到我们期望的预测精度。”

　　看来，在与上帝掷骰子的游戏中，人类注定永远是输家。对于中国经济与非典的数算，摩根等“洋机构”们的错，又算得了什么呢？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