椿 桦

　　近日，一批高官因贪污受贿而纷纷被查处：辽宁省高院原院长田风岐受贿330万余元被判无期徒刑；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受贿1810万余元被判死缓；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巨额受贿被双开并移交司法机关……评论界认为，贪污受贿之所以屡禁不绝，除现有的管理体制不完善之外，还与我国政府官员的薪金较低有一定关系，再次将“高薪养廉”的争议推出水面。

　　事实上，有关“高薪养廉”的争论由来已久，古今中外，吏治称廉的局面与高薪厚禄有关的政府有多少？

　　先说历史。元世祖增百官之俸，在历朝历代可居前列，然而，元朝的官吏却很坏。清代雍正政府实行六部堂官除礼部外均拿双俸的制度，以后，又立“养廉银”制度，可是雍正时期的吏治与穷白起家的康熙时代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再说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前十几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吏治最好的时期，也是发生贪污腐败案最少的时期，但是，那时官员的薪水却低得可怜，其廉肯定不是用高薪养来的。

　　正如“养廉银”难以养廉一样，以高薪来控制贪污腐败现象是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一个官员要腐败，首先是因为思想的根腐朽了，他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职责所在，这时候，法院院长已经不是院长，省长已经不是省长，书记也不是书记，他甚至忘记了自己也是人民的一分子，在这样的情况下，给他高薪也于事无补。试想，一个贪官两三年的时间要贪污数百万元，你能给他那么高的工资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因为这不仅不符合国情，反而有“养贪”之嫌。因为，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要达到足以养廉的条件，在物质上显然是难以满足他的，如何培植他的思想之根才是最关键要素。

　　综上所述，养廉不能依赖于高薪，应该依赖于完善的教育体系、有效的监督措施以及健全的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