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孙 亮 马 卉

　　------------------------------------------------------

　　与女同性恋者进行对话，记者不得不承认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过于强烈的道德判断带着令人无法表达的力量，摧残了我们的宽容理想。当我们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感到同性之爱获得彻底的尊重和平等对待，将是极其困难的。

　　对话“女同志”

　　语言，当然要有语言——肢体语言的传达、眼神的交流、对话者微妙的心理变化，所有发生在X年X月X日的那三个小时，才是这次对话的全部。文字显然是无力的……记者尽可能地记录下其中的细节和画面，希望能够为一种公平的理解和关注提供佐证。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记者始终相信，对话者承受着“性取向”的压力进入交谈，但随后同性恋、双性恋、无性主义者……诸如此类的名词就失去了它的力量和意义，这显然令人感动。

　　我们是谁？我们的性别是什么？

　　姑娘：我一直在等待，等待找回我自己，也等待着找到我的另一半。它（性别不详）能让我从内心深处真正发出一种感情，而现在我找不到。既然找不到，我就愿意继续等待。而我不会随便的和别人发生性关系。事实上只有先找到我的另一半才可能找回我自己。

　　声音：为什么非得通过别人才能找回自己，难道自己就找不回自己吗？

　　姑娘：那样才有可能把我这个人变成一个整体，很简单的道理，通过它的眼睛我才可以看到我自己，而自己永远是看不到自己的。

　　声音：你对你现在的生活方式还满意吗？

　　姑娘：我很孤独，来这里的人们都很孤独。你看着他们在大声的笑着，事实上，每个人都想大哭一场。我每天都睡不着，一定要在这里等到十二点，那时候我会告诉我自己，新的一天又来了。

　　声音：你觉得你另一半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姑娘：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有男孩子追我，可我永远都没觉得自己有任何“触电”的感觉。一个男孩子送给我一朵红玫瑰，当时我的感觉就是荒唐、可笑、不可能……在他们的眼里我根本看不到自己。男人都喜欢改变女人，事实上不可能。男人永远都不了解女人，而真正了解女人的还是女人。男人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总会有欲望、征服，那是一种占有欲，女孩子如果是真心在一起的时候，她首先考虑的是对方，即使她考虑的是自己，但同时，就是在为对方考虑。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体的，分不开。

　　声音：你爸爸妈妈还好吗？

　　姑娘：我有爸爸、妈妈，但他们离婚了，我跟着我外婆，8岁那年外婆去世，我住在另一个亲戚那边……其实这也不是上帝对我不公平，我并不觉得他们分手了和我有什么关系。而人生最大的目标并不是结婚，生孩子。我还是希望我能在找到另一半的同时找回我自己。我不是悲观的人，我愿意顺其自然。如果我找到我的另一半，如果我真的爱她，那么就是我在爱我自己。

　　颠覆名词与超越性别

　　那姑娘握住了我的手，一瞬间，我明白了为什么会存在同性恋，至少其中应该存在一点：女性完全可以在同性面前找到恋母情结。她既是你母亲，又不是你母亲。性学专家李银河的观点是：动物专家已经研究出在动物身上同样具有同性恋倾向，它完全为同性恋提供了一个凭据。这是人本身动物性的延续，也就是说它完全是自然非刻意的观念和形态。

　　写下面的文字时，参与采访的记者以他们各自的性别身份进一步重新对话。

　　女：事实上有那么一瞬间，我对“性取向”有一点恍惚，有点像双性恋。因为我觉得这个姑娘非常可爱，这里绝对不仅仅是同情那样的简单，这里面有更多人性的东西。

　　男：确实是在其中，我感到了性别的不重要，或者可以说，我也可以被定义成无性别主义者。这些精神上面的名词对人限制得太多。另外，人们对这些词汇的扭曲和恐惧完全是建立在想象的情况下的。没有客观而深入的了解，采取极端的拒绝或者诋毁是不道德的。

　　女：也许我们都是双性恋，我们又都是无性主义者。只是表达自己价值取向的形式有所不同。不要说同性恋者就有精神病，或者同性恋等于艾滋病。事实上非同性恋者患艾滋病的比率也很大。世界上患艾滋病最多的群体首先是吸毒（注射毒品）者，然后是卖淫嫖娼，其次才是男同性恋。

　　男：同性恋也是爱情，同性恋精神恋爱的成分并不像片面的报道那么少——与所谓的“正当恋爱”是相似的。比如你说你喜欢这姑娘，你却不会和她发生性关系。

　　女：“同性恋”这个名词定义的似乎也有问题，就是说同性之间发生了性关系，才是同性恋，这样成立吗？刚才那个姑娘你怎么解释？她没发生过性关系，但她对男人没兴趣。

　　男：社会给予他们的关注太少，甚至连倾诉和理解都变成了奢侈品。他们的孤独来自外界的种种压力和舆论。你觉得我们这次采访会对她造成伤害吗？

　　我说：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她非常的真诚和坦白，而在和那个姑娘争论的同时，只能让自己明白，我们的出发点本身就不正常。

　　-------------------------------------------------------------

　　* 被需要的安全性产业

　　娼妓的历史就是人类与自身欲望搏斗的历史——废止、改良以及规范从没有停止过，娼妓当然也从没有消失过，似乎消失也是没可能的。性产业与赌博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良民和执政者对它的恐惧来自于其伴生的犯罪和性疾病的泛滥，现在更大的噩梦是艾滋病。

　　取缔淫业曾被视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伟绩，而今天对其存在的默许态度应该是中国新势力务实态度的一个证据。同时也由此证明了一个现实：对人类社会发展与存在的人为干预往往是脆弱的。但这种脆弱却仍在一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默许的虚伪性正在阻碍更为理性的规范化进程。道德传统的、意识形态的种种困顿成就了中国性产业今日之独特景观。

　　如果性产业将不会在可预见的未来自行消失的假定成立的话，我们在此着重讨论，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性产业？

　　答案是肯定的，一个最大程度上避免犯罪和疾病的，安全的性产业。最起码的标准，说的糙一点，性交易过程使用“安全套”。

　　中国的性产业是独特的，因为任何形式的性产业在官方和法律的范畴内都是打击的对象。按照1999年7月1日开始生效的国务院法规，在娱乐场所里，任何以营利为目标的“陪侍”都被禁止。以“扫黄”命名的治理工作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在中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

　　而另一方面，这个产业却仍在扩大：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底累计查获的嫖娼卖淫人员大约是210万人次，90年代后半期每年查处嫖娼人员平均为25万人次。按照《中国统计年鉴，2000》公布的数字：1999年被公安机关受理的“嫖娼卖淫”案件总共是216,660件，比1998年增加14.05%。至于查获率，结论是：“充其量也仅仅是发生率的5%，甚至于2.5%”。而依照公安民警及“业内人士”的普遍估计，抓获率在10%。据此推算，90年代后半期实际卖淫嫖娼人数应为250-1000万，而80年代以来涉足过的人士应为2100-8400万之众。

　　以性服务为主要交易的产业链条在事实上正繁荣的存在着，谁也回避不了。像许多学者建议的那样，今天我们应该将“规范性产业”提到日程上来。

　　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国性产业的部分特点：其一，卖淫女出现低龄化——低于25岁的占61.1％，等于和低于20岁的女性占23.5％。其二，教育程度较低——她们的文化程度以初中居多，约占62％；其次为高中，大专及以上的最少，仅占不到2％的比例。其三，来自农村的女性居多，占了测试人数的70％。上述特征显示，这是一个自我保护意识薄弱的群体，依靠其自身主动防范的可能性很低。

　　所以，人民大学潘绥铭教授为主的部分学者积极推动在中国建立合法“红灯区”。他撰文指出，一般来说，男性对于小姐的需求是大体恒定的。那么在有限的市场里，每个生产者的效率一高，生产时间一长，生产者的总人数就不得不减少，计算公式如下：

　　小姐人数＝嫖客的总需求÷（小姐每天接客人次×小姐从业总天数）

　　他说：“性工作”的正当职业化和“红灯区”的存在，实际上大大减少了投入性产业的女性的总人数；小姐客观上是牺牲了自己，保住了其他女性的“贞操”。尤其是，国外的研究已经发现：处于正当职业化环境里的娼妓，虽然卖淫次数更多，但是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与频率也更高。

　　另一方面，他认为从防病重点在于对“性产业”经营者的规范，他说：即便暗夜无边，防病工作把重点转向性产业的老板、妈咪、鸡头，因为他们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人物；他们的参与能够使得防病工作事半功倍。

　　虽然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的“红灯区”获得默许，但是它得到合法身份却存在两个难以逾越的困境：一是承认性产业的合法性在中国存在历史性的困境；二是对于性产业的规范管理和市场化缺乏研究，对如何避免伴生而来的各种犯罪缺乏必要准备。

　　由此可见，给性产业带上“安全套”的进程将是艰难的，但也会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