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9日，北京新一届市政府成员在媒体和公众面前亮相，8名副市长中排名最后的陆昊吸引了最多的注意力，因为他是一位只有35岁的年轻人。

　　自1月上旬以来，一些省市区的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相继召开，目前，各省市区都完成了人大、政府和政协的换届。

　　一位学者认为，地方“两会”的召开实质上是进一步人事安排，个中没有多少悬念。但是，纵观其中，却有若干细微之处值得品味。

　　后备干部走上前台

　　“年仅”35岁的陆昊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引起轰动。虽然近年来人们渐渐习惯于40岁出头的官员走上省部级岗位，但陆昊的当选还是给人们旧有的认识造成了强烈冲击———毕竟，35岁还属于“青年”的范畴，还常常被人唤作“小伙子”。

　　1998年5月，陆昊以北京制呢厂厂长的身份和其他几位国企负责人受到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接见，并汇报了国企改革和生产经营的情况。

　　同年，陆昊当选为“北京十大杰出青年”，颁奖词是这样评价他的：“担任企业领导后，十分重视和强调党对国有企业的政治领导权，始终认为党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中十分必要。”

　　颁奖词还说：“1997年实现利润704万元，超额完成了市政府减员增效的盈利目标，从亏损户变为盈利企业。”

　　1998年12月，陆昊升任北京市纺织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次年转任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后任管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当时正赶上国务院批复加快中关村建设，中关村成了北京市战略发展的一个焦点，陆昊在管委会负责人的位置上格外引人注目。

　　至今年1月19日当选北京市副市长，陆昊的经历可以说“一帆风顺”。显然，“35岁的副市长”打破了人们对中国省部级干部的旧有认知，一些人很自然地猜测：除了能力以外，他是不是获得了“其他方面的力量”的扶助？而更多的人则认为，陆昊当选面临的是更多的责任和挑战。

　　“我不感到意外。”相比于一般人的惊讶，史卫民对陆昊当选很平静。史卫民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他也正在关注目前进行的各种换届选举。

　　史卫民说，实际上在这次各地换届选举前，中央对干部年轻化已经作了明确的要求。据了解，早在去年8月份，中央就对2003年省级换届工作提出了关于青年干部指标的硬性规定。

　　对人大也有了相应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55岁左右的应占五分之一以上，其中副主任应有55岁左右的同志。

　　“中央强调年轻化，是希望建立一个良好的干部队伍的梯队式结构，”史卫民说，“在—个班子里面有60岁的，也有50岁、40岁的，形成梯队式结构，这样就比较合理，也比较有活力。”

　　从目前来看，新选出来的省级政府领导班子基本上都配备了45岁左右的年轻干部。广东省副省长李鸿忠现年46岁，四川省副省长黄小洋也是46岁，是社科院博士。

　　“当然，陆昊35岁当选副省级干部还是少见，按照常规程序，35岁很难坐到这个位置。”一位研究者说，“但是他的当选在各地纷纷换届的背景下还是有象征意义的，表明了我们选人标准的一些趋向。在陆昊的背后，实际上是一大批40多岁的年轻而又有活力的干部。”

　　“飞”来大员全部“扶正”

　　无论从籍贯还是工作经历上来讲，中国的地方官员与自己所任职区域的关系都不甚紧密。这是中国在地方官员任用体制上和采取西方式选举制度国家间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

　　在一些省市区的人代会上，一批“代省长”们被“扶正”，在他们中间，有人是赶在“两会”召开前夕调任到目前岗位上的，也有人已经到来一段时间了，比如新当选的河北省省长季允石、福建省省长卢展工。

　　生于江苏海门的季允石2002年12月从江苏省省长的位置上离开，北上河北任代省长。此前，他在江苏工作了33年。

　　现年51岁的卢展工是浙江慈溪人，在浙江工作超过10年，官至浙江省委副书记；1996年7月至1998年10月，任河北省委副书记；1998年10月至2001年1月，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副书记；直到两年前，即2001年1月才调任福建省委副书记，2002年10月起任副省长、代省长。

　　另一个例子是2002年底才出任天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的戴相龙。1944年出生的戴相龙是江苏仪征人，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在煤炭和金融领域工作，没有任何地方政府工作的经验。但戴相龙当选天津市长同样是没有悬念的。

　　现任山东省委书记张高丽的仕途生涯也是可以参考的案例之一。张高丽在广东工作了30年，历任广东省经济委员会主任、副省长、常务副省长、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书记等职务。2001年调往山东省，任副省长、代省长，2002年3月在山东省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上被选为山东省省长。此后不久，2002年11月被中央任命为山东省委书记，将省长的接力棒传给了韩寓群。

　　省级政府的组成人员是由省人民代表在人大会议上选举产生的，从法理上讲，政府要对人大负责，省长应该是地方利益的代表。“有些省份的人大代表为什么要选一个刚刚来当地工作的人当省长呢？”北京大学政治管理学院杨凤春副教授提出了这样的质疑。杨凤春说，从抽象意义上讲，中国的选举是最具民主色彩的，因为法律对候选人的基本条件几乎没有什么要求。

　　对地方政府首脑产生的实质和程序的探讨背后，其实隐含着地方政府的权力来源问题。权力来源直接决定了政府向谁负责。

　　党委书记兼了人大主任

　　在各地“两会”上，除了省级政府组成人员，选举产生的还有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政协组成人员。由于人大是法理上的最高权力机关，所以其领导人选引入注意。

　　各省市区“两会”尘埃落定后，人们发现除了于均波当选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卢中鹤当选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阿不来都热西提当选新疆人大常委会主任、热地当选西藏人大常委会主任等外，绝大部分省市区的人大主任同时也是当地党组织的一把手。

　　关于党委书记和人大主任由同一人担任的利弊问题早已有了探讨，在实践中也有所反复。

　　一位专门从事中国行政管理研究的教授认为，在中国既定的制度下，党委书记和人大常委会主任集于一身有利于工作更好地开展。虽然党的常委会是最高决策机构，但党的决定必须通过人大的法定程序才能变成法律，如果党的书记不出任人大主任的话，党组织和人大之间就有可能出现互相制约。这位学者强调，他认可这种做法，但这不代表他完全赞同这种做法。

　　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王长江教授说，人大主任是代表选举出来的，党的书记出任这一职务只要经过法定的选举程序就没有问题，因为党委书记可以被推荐为候选人。对于利弊之辩，王长江教授的看法同样一分为二：一方面，可以减少扯皮，有利于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在监督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有可能使权力更加集中，容易引发腐败。

　　私营企业家进入领导层

　　资产超过12．5亿元的私营企业家徐冠巨1月21日当选为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他是以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会长身份当选这一职务的。

　　此前，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董事长尹明善也当选为该市的政协副主席。尹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首位进入省级政协领导班子的私营企业家。

　　此间观察家指出，私营企业家分别进入中国东西部两个重要省份的省级政协领导层，是中共十六大后的新现象。

　　“我感到非常光荣，也深感责任重大。”42岁的徐冠巨说。他表示，将团结广大非公经济人士跟共产党走，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

　　徐冠巨的传化集团是浙江省规模最大的私营化工企业，10多年前靠2000元借款起家，现已拥有精细化工、物流、高科技农业等多家现代化企业。

　　包括徐冠巨和尹明善在内，中国去年共有3位私营企业家当选为所在省市的工商联会长。这是中国省级工商联自成立以来，首次由改革开放后诞生的私营企业家担当工商联“掌门人”。工商联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和纽带，被认为是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

　　浙江省政协委员、私营企业家邱继宝认为，徐冠巨的当选，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更是民营企业家的光荣。“我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平等地位得到了体现。”邱继宝是中共十六大代表。

　　统计表明，私营企业家在中国各级人大和政协中的人数越来越多，在参政议政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共青团出身的干部有一定优势

　　在地方高官新方阵中，有不少共青团工作背景的干部。在河南省委书记李克强、福建省委书记宋德福、以中央候补委员身份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源潮、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广东省省长黄华华、河北省省长季允石等地方大员的简历上，都有在团中央或地方团组织工作的经历。

　　1月19日，新当选的北京市长孟学农被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记者问到共青团经历对他的从政生涯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他坦诚回答说：“共青团生涯给我后来的从政工作奠定了基础。”孟学农在上世纪80年代曾担任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孟学农还用带有感情色彩的语气回忆道：“20年前胡锦涛同志曾经是我们共青团的主要领导，我们也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经过20年，很多具体的事情已经淡忘了，但是胡锦涛同志公道正派，不徇私情，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也许这是他的人格魅力，也是我们青年团干部应该学习的地方。”

　　从理论上说，共青团是一个属于青年人的群众组织，但是它和中国惟一合法的执政党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共青团系统是党培养后备干部的一个渠道。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王长江教授说，当干部、从事政府管理不是学好哪一个专业就能胜任的，懂技术的人未必能搞好技术管理，因为社会管理本身也是一门学问。

　　从长远来看，国家的治理主要还是要靠学社会科学的人才。王长江教授据此认为，共青团出身的干部因此有一定的优势，因为党对一些优秀干部进行了有意的培养，让他们熟悉各行各业，熟悉领导艺术。另外，共青团的干部普遍比较年轻、文化层次比较高，这进一步增加了他们进步的机会。

　　地方选举，突发新闻也不少

　　“今年各地换届选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新闻比较多。”一位研究人士说。他指的新闻，除了陆昊当选外，还有岳阳市市长选举的一波三折，有作为省人大代表正式候选人的湖南省娄底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翰屏的落选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一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些情况的出现很正常，一方面代表的民主素质确实在提高，另一方面有关方面工作可能没有做好，造成代表的逆反心理，或者有关方面推出的候选人确实不能为代表接受。”他进一步指出，无论谁当选，只要程序合法就无可指责。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认为，发生这些事情有两个大的背景。一个是加入世贸组织后，公众高度关注政府改革，发生这样的事情，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会把事件放大；另一个背景是，自1998年以来，各方面的改革也在促进依法治国落到实处，5年来，政府上下、内外都在加强这种权利意识。

　　“尤其是十六大以后，大家的民主权利意识越来越突出，而十六大报告又进一步把政治文明与政治体制改革提出来，而且要求20年中要有大的成就，并将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

　　在这种背景下，公众对于新产生的当地领导班子显然有了进—步的要求。作为公众选出来的官员，自身应该是向公众公开的，应该把自己的基本资讯告诉公众，接受公众的监督。（综合新华社、《中国新闻周刊》、《南方周末》）